演员，在旧社会不叫演员，叫“戏子”，是三教九流中“下九流”的第八流，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党和人民给了艺人们一个个无上光荣的称呼——“艺术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见演员这个职业能为社会做贡献。

演员最大的特点是，你演了多少个人物，就能像多少个人物那样去活一把。在活一把的过程中你要去挖掘、体验、体现这些人物身上的真善美、假恶丑，既丰富了你的人生又潜移默化地净化了你的心灵。我就是一个受益者。

我演焦裕禄那年36岁，本命年，还扎了条红腰带。王冀邢导演说当时找我并不是我长得有多像，他说我有种忧郁加思索的眼神。巧的是，我的老家菏泽和焦裕禄工作的地方紧挨着，一样的黄河古道，一样的大水灾荒。我爹当过公社书记，常骑一辆倒轮闸的自行车带着我下乡，我把焦裕禄当成爹来演。当时我胖，开始很不自信，想打退堂鼓。后来王导给我鼓励，说我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让我减肥。那会儿我最怕看组里人吃饭，因为我只能喝白菜汤、嗑瓜子。另外，还有人专门陪我打麻将，不让我睡觉。总之，什么招儿都使上了，《焦裕禄》获得了成功。本来，颁奖会上我想朗诵一首普希金的诗，因为我不会别的节目，但念了念，不太像我当时最想表达的。后来有个记者朋友问我最想说什么，我憋了半天，憋出了：“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这两句话确实是我的心声。

谁能想到，当岁月的年轮迈过12个春夏秋冬以后，当年那个被掌声和欢呼声捧到天上的傻小子，一下子摔到了地下，饱受疾病的煎熬。199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50周年，我跟着陈国星导演去新疆拍《横空出世》，因为我曾是二炮下属特种工程兵战士，打过山洞，挖过坑道。拍戏时，40多度的高温，穿着棉袄，不用化妆，嘴唇就全裂了，有时还要抓起一捧一捧的沙子往脸上扬。拍完这个戏，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因为觉得测控人太不容易了，他们付出的和得到的远远不成正比。所以就又参加了一部反映航天测控生活的电视剧。戏拍了一半，我病倒了。当时，演员的本能告诉我，戏是不能停的，只能是随着剧组从西安到北京，边治疗边拍戏。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全剧组的同志含泪为我鼓掌，我心里高兴极了。尊重艺术，珍惜每一次创作是演员的天职。老前辈们曾说过，戏比天大！现在回想起来，丝毫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感觉，只是觉得欣慰，挺有点意思的，做戏先做人，咱没有只挂在嘴巴上。

近年来，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参与的电视剧偏多。到了这个岁数，肩上有了份责任。老天爷还是厚爱我的，让我在力所能及的状况下，接拍了《历史的天空》、《搭错车》、《新上海滩》、《高纬度战栗》、《美丽人生》、《父爱如山》等电视剧。这些作品受到广大观众的肯定和喜爱，收视率挺高，出品方也有好收成，心里美滋滋的，感到很振奋。

但是，演员其实也挺脆弱的。有时自以为还是很不错的作品，偏偏播出效果不是很理想，让人难受也挺困惑的。不过，伤感困惑的同时，我更多在检讨自己。尤其在发现失误后，我深深地认识到素养、学识以及认真的态度对一个演员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合格”俩字，好说不好做。

有观众问我，你本人和你演过的角色是个怎样的关系？我说，比演的好人要差些，比演的坏人要好很多。还有人问我，你是个什么样的演员？我回答说，我是一个有追求的演员，我的追求就是向着一个高度努力，借角色传达一种思想，借角色张扬善良，抵制邪恶。所以，演好人会把善良演到极致；演坏人会独辟蹊径，决不概念脸谱。当角色需要我往中间站的时候，我会当仁不让；需要我当配角，我也会心甘情愿当绿叶托红花。

李雪健(本文系作者在9月26日召开的影视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刊发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