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年5月

金庸先生会讲故事，《射雕英雄传》中南宋历史烽烟和英雄传奇，是以郭靖、杨康两位主人公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为衬底；而在成长故事的字里行间，却还有教育的寓言，如人生教科书。江南七怪满堂灌，让郭靖无所适从，愈显其笨，其实不过是应试教育的方法不高明。一旦由马钰寓教于乐，进而由洪七公因材施教，笨拙的郭靖便脱胎换骨，让人刮目相看。而一旦游学四方，观摩东邪、西毒、南帝和中神通的学术路径，更是卓然成家。非但杨康、欧阳克无法望其项背，即便是聪明绝顶的黄蓉，也只能瞠乎其后。《神雕侠侣》非但是武侠奇葩，爱情宝典，也是成长故事的另一版本。主人公杨过命途多舛，无寻常路可走，只能另辟蹊径，最后与郭靖殊途同归，奥秘是：寻找自我、认识自我、建构自我。

金庸先生会讲故事，以《天龙八部》即非人的神道精怪为书名，其实仍是探索人如何成为人的重大主题。段誉、萧峰、虚竹三位主人公，都有“恶人”血统，段誉的生父是天下第一大恶人段延庆；虚竹的生母叶二娘是天下第二大恶人；萧峰生父萧远山亦是愤怒成狂、罪恶累累。与此同时，他们还都面临自我期许与社会角色间的重大矛盾，段誉喜欢易经佛学，不喜欢武功打斗，但他是大理王子、段氏武功的继承人，巨大的社会压力无计可避；萧峰领导丐帮抗辽保国，但他的身份竟是契丹人；虚竹只想做少林寺的小和尚，但无法自控的命运却把他送上了灵鹫宫。《天龙八部》的故事，正是三位主人公如何与命运抗争，如何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如何成为人间英雄的奋斗史。书中其实没有半个精怪，只有不加控制的欲望和无法预知的社会压力，使得书中人物患上了程度不等的神经症。无论是天下四大恶人，还是慕容博、萧远山，或是段正淳及其妻子情人和逍遥派师兄弟姊妹，无不如是。如是，这部书就不仅是人生寓言，也是人间寓言。

《天龙八部》

作者:  金庸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年5月

金庸先生会讲故事，从“为国为民、牺牲自我”的儒家之侠、“至性至情、实现自我”的道家之侠、“无欲无求、无人无我”的佛家之侠一路写来，直到《笑傲江湖》的令狐冲，他那迷倒众生的气质，来自放浪不羁的自由天性，艰苦卓绝的自由人生之路，前有先贤，后有来者。或许，在任我行、左冷禅、岳不群的世界中，令狐冲的结局有些理想化。于是就有《鹿鼎记》韦小宝故事。有人说，《鹿鼎记》是为康熙及其皇权歌功颂德之作，那恐怕只是表层；深层次是，韦小宝与康熙不过是一物两面，小丑原就是圣君的替身与化身，作为文化精灵与怪胎，韦小宝与康熙都是导游，且互为镜像。《鹿鼎记》中，深藏了国民性文化之谜。

金庸先生是武侠小说作家，武侠小说属通俗文类，有其类型规范与模式。金庸的超常之处，是他能不断突破类型模式，不懈地追求与众不同，即便掌握了超级成功秘方，也不做简单的自我复制。在武侠小说家中，没有人像他那样，愿意花费十年时间，对自己的成名之作进行逐字逐句的修订。在所有武侠小说中，也没有其他作品如金庸小说那样，突破雅俗藩篱，让文学批评界莫衷一是，至今仍争论不休。真正的好故事，是无尚瑰宝，足以打破刻板印象，留下理论谜题。

金庸不仅是讲故事的人，他的94年人生，本身就是好故事，足够传奇，足够励志，足够曲折，足够深邃。金庸不过是查良镛先生的多个化身之一，成就非凡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原是地地道道的业余创作。

他的职业身份，是著名报人，从《东南日报》、《大公报》及《新晚报》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到《明报》业主、社评家和明报集团董事局主席。很多人都熟悉金庸办报故事，怕非一部专业博士论文可以说尽。有一条线索格外值得注意，那就是《明报》与《神雕侠侣》诞生于同一年，即1959年；小说主人公杨过与作者金庸/创业者查良镛的路径，也是同一方向：同一种积郁愤懑，同一种突破正统礼教大防的壮志雄心，同一面建构并且彰显自我的精神旗帜。

当年拜谒梁羽生先生，梁先生垂询：在你看来，我和金庸的根本区别何在？答案当然是：金庸善于经营。善于故事经营，善于小说版权经营，善于报业经营，且善于人生经营。真正的经营才能，非止于技巧，更非止于权谋，而是洞明世事人情的活力、勇气、智慧与直觉。文章如此，人生亦是如此。金庸创办《明报》，当然与其武侠小说畅销有关，与其让别家报纸连载，何不自己办报？与其让他人盗印，何不自己出版？而初期的《明报》，正是以小说连载吸引读者，武侠小说是先锋，金庸小说是元帅。商业化与亲民性，是《明报》故事的第一季。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

《明报》故事第二季，从小报跃升大报，当然是由小说园变成新闻纸，让新闻性与娱乐性相得益彰，进而变娱乐性第一为新闻性第一。生存发展的奥妙之一，是在香港当年非左即右、非蓝即红的政治对峙中，做了意识形态藏锋的自由第三方。每家大报都要面对1962年大陆居民逃港事件，惟《明报》超越非此即彼的立场偏见，选择人道立场和香港在地性观点，让同情心与理智态度共同引领舆论导向。《明报》的成功升级，非仅因纯粹的新闻眼，更取决于博大的思想襟怀。说金庸因武侠小说的成功而导致《明报》的成功，固然不无道理；而《明报》的成功导致金庸武侠小说的升级，也是不可忽略的事实：1962年的《天龙八部》中，即充满超度人间苦难的思索和书写。此后的《笑傲江湖》和《鹿鼎记》等书，无不体现作者对历史文化的深入洞察和对祖国社会的现实关怀。

金庸在明报大厦办公室，1989

《明报》故事第三季，是从大报升级为名报，取决于金庸的社评。香江第一健笔，说的可不是写武侠小说的金庸，而是指独具慧眼的时事评论家查良镛。《明报》社评卓尔不凡，为同行称道，并被当年北京、台北及华盛顿等地政治要人所重视，源于作者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对政治与外交事务的洞察力。而这种视野和洞察力，不仅来自当年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专业素养，更来自终生不渝的自我期许：那一份凌云壮志，才是他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的真正原因吧？

金庸先生一生坎坷。

高中被学校开除，大学又被学校开除，少年丧母，中年丧子，老年时有不虞之誉，也多求全之毁。为香港基本法费尽心智，被谩骂攻击；80多岁终园剑桥梦，获得博士学位，竟也被嘲讽讥笑。《神雕侠侣》中杨过，襄阳城外保国卫民，得万民感戴，谁又真正懂得，那一招“黯然销魂掌”，有几多悲苦，几多忧伤？

金庸先生走了。金庸故事结束，剩下的，只有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