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继承和发展了前期法家的历史进化观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观和治国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世异则事异”的历史进化观

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的，肯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他描述了历史的演变过程，将其划分为上古（有巢氏、燧人氏）、中古（尧、舜、鲧、禹）、近古（夏、商、周三代）以至当今之世（战国）几个阶段。上古时期，人民少而禽兽众，为了躲避禽兽虫蛇的侵害，有圣人构木为巢，被尊为“有巢氏”；为了解决食物腥臊恶臭伤害腹胃的问题，又有圣人钻燧取火，被尊为“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鲧、禹决渎治水。近古之世，桀纣暴乱，汤武征伐。

韩非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观点，强调时代变化，人们面临的物质生活环境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随之改变。他指出：“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这表明人类不可能用旧办法解决新问题，反对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他讽刺儒家赞美尧、舜、禹、汤、武的政治，认为“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在韩非看来，物质条件古今不同，君主治国并无古律可循，亦无常法可遵，必须“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世异则事异

二、“富国强兵，讲求实效”的治国思想

基于其历史观，韩非认为历史变化的方向因物质条件的不同表现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趋势。他所倡导的法治，就是要将“争于气力”的蛮强世界纳入法的规范范围之内。

韩非以君主之利作为一切行为善恶的判断标准，认为君主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国家的公利唯在君主生命的安危与富国强兵。与富国强兵有直接关系的是农战，因此他发展了法家特别是商鞅“重本抑末”的重农思想，极力鼓吹农战，而裁抑贬斥儒侠。他将儒家“学者”、纵横家“言谈者”、墨家“带剑者”、“文学之士”、“工商之民”称为“五蠹”，认为他们是“无用”之人。他说：“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供养这样的人是“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

韩非极力反对儒家的德治，主张“不道仁义”。他认为仁义礼智并不足治国，“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他以“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为例，说明“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韩非子塑像

三、对韩非思想的评价

韩非将君国的现实眼前功利视为唯一的价值标准，视法为群体社会的唯一行为规范，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步调一致，去实现君主的治国理想——国富兵强。这种功利主义、工具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战国时期各国争霸、富国强兵的需要，为秦国的统一提供了理论支持。

然而，韩非的思想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他完全忽视了臣民的存在价值，将臣民仅仅视为君主治国的工具，把法治推向了极端，企图以法代替人类生活、群体社会与个体人的其他的或长远的价值、利益、意义，使之成为唯一的强制性规范。这种极端的思想可能导致社会的僵化和人性的压抑，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总之，韩非的历史观和治国思想既有其时代的合理性，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我们应该以客观、全面的视角去认识和评价他的思想，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