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的编创特性，使得小说与其所取材的本事之间的对读成为可能。在本事基础上新添的人物，即所谓“增设者”。实际上，直接探究小说人物的设置技巧并非一桩易事，“增设者”恰好提供了一个助于观察的“变量”。正如对比有无阳光对两组植物的影响，更能看出阳光对于植物的意义；对比有无“增设者”对两组叙事的影响，更能显化“增设者”的作用，帮助我们窥知人物设置的秘密。

概言之，“增设者”对调节叙事大有裨益，涵容了强化中心人物、细化日常书写、转化情节走向、深化小说题旨四个方面。

“增设者”首先可以利用自身的在场，强化所欲突出的人物地位。“三言”首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在其取资的文言小说《珠衫》里，主角为“楚中贾人某者”。到“三言”中，他不仅被坐实了姓名——蒋兴哥，具化了乡籍——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还被增设了双亲：“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止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蒋氏父母的增设虽与情节无涉，但对读者阅读体验而言举足轻重：叙事纤悉备至，蒋兴哥从遥远的“路人甲”化作了真切可感的“身边人”。与蒋氏亲眷的增设相应，《珠衫》中仅以“美而艳”一词形容的“贾人妇”，到“三言”里摇身成为“王公最幼之女”三巧儿。小说增设了三巧之父与一对姐姐，顺势铺衍道：“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都是出色标致的……（三巧）今日娶过门来，果然娇姿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增设者”们被轻巧带过，益使身为幼女的三巧儿形象具体而微，其花容玉貌和弱质娇姿呼之欲出，如在目前。

这类安排在中心人物身边的“增设者”，不宜只当临时起意或踵事增华之笔草草放过。世间事物，总是随着观察者与其距离的拉进及对其关注程度的加强，才使原本环绕其周的模糊与幽微得以烛照。换言之，这些文字余光所及的“增设者”也变相强化、确认了更多人物的主体地位，将原先在本事中仅具功能性作用的人物推至聚光灯下，使读者睹之亦明，近之更易。这对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而言尤为可贵，因为本事里的她们大多颇遭冷落，正是其他“增设者”的出现或其自身作为“增设者”的经历，才把她们从尘封灰暗的文字时空中凸显出来。

《喻世明言·滕大尹鬼断家私》一文本自《廉明公案·滕同知断庶子金》，文叙倪太守小妾梅氏及幼子善述备受长子善继一房欺负，终借滕大尹之神断寻回公道，原本主角无疑是滕大尹。在冯梦龙手里，梅氏得到了更多的着墨：“那女子姓梅，父亲也是个府学秀才。因幼年父母双亡，在外婆身边居住。年一十七岁，尚未许人。”经由双亲和外婆的增设，冯梦龙充分具化了梅氏的性情与处境。回视本事写倪太守“临老纳宠梅先春”，文简意乏，无关痛痒，梅氏与其他小妾有何不同，读者不甚了了，自然无以兴感。而在“增设者”的作用下，小说顺水推舟，就着本事里梅氏的誓言增写了“奴家也是儒门之女，妇人从一而终”等语，显然比原先单薄苍白的起誓更为可信。可以说，凭借“增设者”的助力，小说渲染的梅氏孤贫势弱又茹苦向善的人格魅力，毫不逊于滕大尹神秘莫测的断案妙法。

图1. 明末衍庆堂刊本《喻世明言·滕大尹鬼断家私》插图

《警世通言·桂员外途穷忏悔》是另一例证。这一改自《觅灯因话·桂迁梦感录》的故事，为主角施济增设了其妻严氏：一处写施济“尚未生子”，严氏“劝令置妾”；一处写施济将用于修缮虎丘山水月观音殿的三百两救济幼年同窗桂富五，“严氏亦不以为怪”，直让评者称扬“贤妇”。有此贤妇为妻，更可强化主人公施济之贤。《喻世明言·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为梁妻田氏增设哥嫂则出于截然相反的思路，“增设者”之临事惊慌，反衬了田氏的从容明理——“却说田氏父母双亡，只在哥嫂身边，针指度日。这一日，哥哥田重文正在县前，闻知此信，慌忙奔回，报与田氏知道。田氏道：‘哥哥休慌，妹子自有道理。’”

细观上述诸例，可知“增设者”以亲眷居多。此或因家庭关系最为天然，凭之增设若干人物，可以免却猝降生人之感。笔者尝撰文专论“缺席者”，指明小说家、评点者批判才子佳人小说之失真，着眼点即为才子、佳人孤悬于家庭常态之外。反向推之，亲眷的增设便能增强作品的写实感。例如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元稹《莺莺传》相比，为主人公张君瑞增设了父亲：“从父宦游于长安，因而家焉。父拜礼部尚书，薨”；王实甫《西厢记》再度为他增设了母亲：“先人拜礼部尚书，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后一年丧母”。双亲的逐步增设，细化了张生的人际关系，提升了小说的真实程度。鲁迅曾说，“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反过来看，“增设者”也为花（即中心人物）增了枝叶，添了活气。犹如作家张炜在《小说坊八讲》里征引园艺学理论“大枝亮堂堂，小枝闹嚷嚷”打的比方：“‘大枝’是需要疏朗的，所以就‘亮堂堂’；但那些不断增添的新的场景和人，都是‘小枝’，所以要‘闹嚷嚷’”。

“闹嚷嚷”式的效果，也来源于日常生活细化书写，此亦即“增设者”的第二种作用。虽说“增设者”多以天然的家庭关系为起点，但小说往往不局限在一家之庭院内，借用天都外臣评《水浒传》之语，“其人则王侯将相，官师士农，工贾方技，吏胥厮养，驵侩舆台，粉黛缁黄，赭衣左衽，无所不有”。职是之故，小说改写者可据中心人物的社会身份，为之安排合情入理的“增设者”。上引《滕大尹鬼断家私》一文就在本事基础上增设了大量社会人物：以年幼的善述为主干，增设了馆师；以老病的倪太守为主干，增设了医生；以准备为儿子娶亲的善继为主干，增设了改造旧房的屋匠；以迫使梅氏改嫁的善继夫妻为主干，增设了前来说亲的媒妪。这些形形色色的“增设者”来去自如，小说家逐一速写，点石成金，通过他们把普通人、小家庭的琐碎和真实呈现在广阔社会背景下，赋予作品饱满鲜活的日常感与发人深思的社会性。《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叙风雪阻渡、泊船瓜洲，邻舟孙富邀李甲登岸至酒肆小酌，便随手增设了“打跳”的艄公和“张伞”的童儿；《卖油郎独占花魁》在卖油郎打扮济楚来会花魁娘子、与王九妈分宾而坐时，增设了瞧见他装束、待遇异于平日的丫鬟，捕捉到她忍不住“格格低了头只管笑”的镜头。这些“增设者”的掠影不务装点而情态如画，一下子让数百年前的文字跃动起来。

图2.明末叶敬池刻本《醒世恒言》卷三第26b页《卖油郎独占花魁》书影

“增设者”的第三种作用，在于其转化情节走向的能力，这是因为“增设者”的加入释放了叙事的更多可能。在前引《滕大尹鬼断家私》中，作者让增设于滕大尹身边的奉茶丫鬟，意外碰开了更有玄趣的“巧合”机关。本事写滕同知勘破《行乐图》内机密的过程，是极为偶然乃至失之生硬的。小说记叙他“再三看之，曰：‘莫非即此画轴中藏有甚留记乎？’乃扯开视之，其轴内果藏有一纸”云云。经过“三言”改造的情节则变为：一日午后滕大尹又去看那轴子，“增设者”丫鬟送进茶来，滕大尹“将一手去接茶瓯，偶然失挫，泼了些茶，把轴子沾湿了。滕大尹放了茶瓯，走向阶前，双手扯开轴子，就日色晒干。忽然日光中照见轴子里面有些字影，滕知县心疑，揭开看时，乃是一幅字纸，托在画上，正是倪太守遗笔”。如此一来，“增设者”转动了叙事的魔方，容许原先平淡突兀的叙述转为自然迷人的表达。

图3. 明末吴郡保翰楼刊本《今古奇观·滕大尹鬼断家私》插图

更明显也更著名的情节转向，见之于《金瓶梅》对《水浒传》的改订。兰陵笑笑生为了开启以西门庆为中心的一部市井传奇，特意增设李外传一人替西门庆受死武松刀下。张竹坡将李外传这位“增设者”之死视为必然，尤为赞赏巧以“传言”收束此处情节的构思：“下文武二文字中，将李外传替死，自是必然之法。又恐与《水浒》相左，为世俗不知文者口实，乃于结处止用一‘倒说是西门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遂使《水浒》文字，绝不碍手。妙绝，妙绝！”由此可见，小说里一个致命行为的作用对象，若从原有人物转为“增设者”，就能为前者延长虚拟生命，为前者所属的叙事主线腾挪出施展的时空，从而为小说家从容地展开书写和构建关目铺平道路。这便是“增设者”转化情节走向的原理所在。

图4.明万历《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第二十六回插图

在这方面，《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一文的“增设者”堪称典型。在其本事《金明池当垆女》中，吴清为脱离死难听从了皇甫真人建议，于黄昏时剑斩敲门者，依计杀害了爱爱的鬼魂。小说写道：“及昏，果有击门者，斫之以剑，应手仆地。命烛照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然而，此处被吴清斩杀的爱爱，在“三言”里则被“增设者”酒楼小厮阿寿所取代。阿寿“因往街上登东，关在门外，故此敲门”，吴清就此错杀阿寿而身陷囹圄。随后，爱爱之魂夜半来访，告知他如何自证清白，同时赠予两粒玉雪丹，一以复原吴清元神，一以成就吴清他日一段佳姻，“以报一百二十日夫妻之恩”。“三言”评者不由称美曰：“不枉叫做多情儿女”。可以说，阿寿的增设不但在客观上启动了后续情节的拓展机会，其更重要的意义表现在，冯梦龙不甘心让这位与情郎爱深意笃、至死不渝的女子就这样轻易死去。“三言”最后为爱爱及其父母的归宿做了妥当安排：为了答谢爱爱，吴清买棺改葬并请高僧做法，爱爱梦中来谢，踪影遂绝，其父母“亦赖小员外送终，此小员外之厚德也”。较之本事偏重怪力乱神的记录，“三言”转化情节走向，将重心放在“情”字之上，完满演绎了“世上有情皆似此，分明火宅现金莲”的篇尾诗句。

观此可知，“增设者”有助于小说主旨的更新和深化，进一步说，可以淡化或消释因果框架和叙事陈套，导引出叙事意图的丰富传达，这也是“增设者”的第四个作用。明代传奇《宝剑记》在《水浒传》基础上林冲增设了邻居王妈妈，这一从小说到戏曲的人物增设案例，构成了“增设者”深化题旨的一种佐证。学者涂秀虹《元明小说戏曲关系研究》一书提出，“此剧在《水浒传》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忠孝节义”，增设的王妈妈即作为“义的典型”之一，呼应了主旨动向。《月明和尚度柳翠》从结构上看是一个因果轮回的两世故事，但由于小说在柳父去世后，为柳翠添置了若干在其不同生命阶段影响甚巨的“增设者”，因果的意味悄然削弱了。《西湖游览志余》里的本事写道：“既而家事零落，流寓临安，居抱剑营。柳翠色艺绝伦，遂隶乐籍”，对人物的困境语焉不详，“遂”字透出的理所当然之意，营造出悲剧结局仿佛是其自主选择的错觉。而在“三言”里，冯梦龙安排了间壁王妈妈、杨孔目夫妇及其岳父、工部邹主事、不堪贫贱而离家出走的仆人等“增设者”，宛转演绎了柳翠这一失怙弱女屡易人手的苦难生涯。这些“增设者”虽未扭转柳翠在本事里落魄无助、终堕风尘的命运，但他们合力致使柳翠的经历更为细致，从而唤起读者的共情心，局部抵抗了因果报应结构强加给读者的宿命感。与此相似，《初刻拍案惊奇·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头回故事写一女子与情郎私奔未果，辗转落入扬州人苏大手中做了娼妓。与本事所叙“女至广陵，资金不能进，遂隶乐籍”的情节相比，凌濛初增设的人物苏大，将女子的主观意愿换作误信非人的权宜之举，同样给予了小说人物深切的悲悯。

《喻世明言·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增设者”则使青年男女的形象不再概念化，为故事的发生添上了偶然性和无奈感。“增设者”是主人公莫稽之岳父金老大的族人和一群街坊小儿。金老大原是乞丐头目，金盆洗手后让位与族人，谁料他们在金女玉奴的喜宴上大闹不休，新郎莫稽只好与秀才朋友们逃席而去，留下新娘“在房中气得两泪交流”。“三言”提及岳父和新娘对此均抱有愧疚，增设的丐帮无赖遂为莫稽与玉奴妇女生隙的责任主体，无形中确保本事设计的“夫妇相得，逾数载，士人应试成名，颇以妇翁为耻”的情节断裂矛盾暗伏，有迹可循。另一群“增设者”街坊小儿则挑选莫稽连科及第的吉日前来挑衅和讥讽，这些“增设者”带给莫稽无尽的辛酸苦楚，客观上也帮他揭下了本事中“薄情郎”的简劣标签。故事末了，冯梦龙还增添莫稽“迎接团头金老大在任所，奉养送终”的设定，大抵是为了小说的“喻世”效果。不难看出，“增设者”弥合了情节的罅隙，强调了人生面临窘境的偶然和无力，作者所欲表达的意图、所要塑造的人物，也因此而避免了简单化与模式化。可以说，“增设者”驱散了原本由某个概念化人物、某种模式化情节构成的叙事陈套，提升了小说整体意涵的丰富性。

图5-6.明末天许斋刊本《古今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插图

如前所述，“增设者”是一个可控的变量，可以帮助我们去观察和理解小说人物的设置问题。大致而言，以上诸种“增设者”的作用，都能当作推想小说人物设置思维的凭依。譬如，以《陈御史巧勘金钗钿》的“增设者”老园公为参照，我们可以认识到《儒林外史》第九回计娄氏兄弟拜访杨执中时设置的老妪、《红楼梦》在宝玉挨打前夕时安排他撞见的嬷嬷的设置目的。《陈御史巧勘金钗钿》的“增设者”老园公因年高眼花，看不清鲁公子面容，催生出小人设计替代的闹剧，连带升级了御史的判案难度，小说于是更为精彩耐读。《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两处老妪都昏聩至极，或将“姓娄”误当“姓刘”，或把“要紧”听作“跳井”，然皆赋有相通的意义。既然娄氏访“贤”、宝玉挨打和御史判案均有其最终的指向，老园公和老婆子们的设置不会改写结局，只是调节了叙述节奏，增益了沿途情节的曲折性和趣味性。不过，尽管上文讲述了“增设者”调节叙事的多元效果，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我们既不能无限夸大“增设者”的价值，也不应忽略其本质所在。一方面，“增设者”的作用和意义未必都是正面的，有些增设不啻画蛇添足，不仅徒劳无益，反倒削减了中心人物的表现力，淹没了主体情节的演进脉络。另一方面，“增设者”的诞生，其根源在于古典小说中不同文体资源、书写传统和创作兴趣的歧异与交互，而这又是另一个值得专辟论域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