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南京大学的钟志民递交了一份退学申请，上面盖着油墨般稚嫩的指纹，院系公章淡得几乎看不清。他本人身影顿时变成那年全国大学生最议论不休的符号——有人研究，有人质问，也有人模仿。他站在南京冬季灰蓝的天光下，头发没梳理齐，耐不住地往裤脚蹭了蹭泥巴。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草根，准确说，从一开始，他就没那么“普通”。因为，他的父亲钟学林，是共和国同龄的革命元勋。钟家三代红，身份像一道刀割般的烙印，打在他身上挥之不去。

钟志民小时候，他家的院子比邻居大一倍。饭桌上流传的是红军长征的传说，田野里流传的是他家干部子女该有的样子。父亲从十四岁当上红军，能讲出山西汀襄、东北抗联和遵义城边那些摸不清头脑的传奇事，也能用一口普通话夹着江西腔督促他背《为人民服务》。钟家饭桌上没有人反对送孩子上大学，或许大家都觉得，这是老一代人辛苦换来的代际荣光？

可那年插队，钟志民第一次觉得不舒服。没几个月，他带着并不坚固的理想主意，借父亲的关系调出了农村队，参军去了。不算光面，但顺理成章，好像一切都安排好。1972年，他顺藤摸瓜又借了关系，上了南大，读的是政治系。同届人谈论工农兵学员入学资格都要压低嗓门，私下里说得不明不白，可是在钟志民眼里，特权的影子，并不比一张录取通知书轻。

1973年夏天，凤凰山铁矿弥漫着铁锈和煤尘。钟志民练习锤子，却总是走神，一直琢磨一封《人民日报》上提到的毛主席亲笔信。信写给福建莆田的李庆霖老师，说到上山下乡的青年之困，配上一笔三百元慰问。那场面在知青群体间炸开锅，国务院随即发话，说有些干部子女其实没有真下过乡。这声音像烟一样，钻进南京校园里一间一间宿舍。钟志民反倒坐不住了呢，他开始想：自己这一路是不是也都走偏了路数？

后来，回福州探亲，他用小半夜的时间翻来覆去和父母讲自己的心事。他说，想退学。父亲身体还好，母亲沉默，老两口神情复杂，不动声色地同意了。那晚钟家饭菜富余，却没一个人动筷。他小时候没多想过这些事，现在却读懂了一种“家事国事天下事”的无奈。

钟志民站在瑞金生产队，凌晨雾气里草尖都沾了露水。他悄悄摸进村口那家三合院时，村民们都还没起床，只有远处鸡鸣。那种从心底升腾的愧疚让他满心发麻。两行决意，像他父亲说过的刀口舔血，压在纸上。回南京后，他一点一点打点好行李，违反规定地把自己的所有想法都和系领导摊开，不留余地。递交退学报告那天，他写了好几稿，词句反复雕琢，最后干脆破罐子破摔，全都摊到底。有人在文件柜后窃窃私语，有人脸上写满质疑，他还是咬着牙，把退学的理由上升到了路线路线的高度，而且，写得比大多数人都“左”。

这份申请上到南京大学的领导案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慌乱。校方最初私下讨论，以为他图名图利，是为了别的什么权宜之计。几番谈话后，他们意外发现，这小伙真就不带犹豫。又开会、又请省教厅来人，谈得天昏地暗，最后甚至不得不上报中央。江苏省派了两位干部过来，不声不响地和钟志民单聊几次，把他的故事全程记了下来。此事一路向上，竟然惊动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对此谁都没料到。

周恩来总理收到材料时，资料详细得像部“小传”。他在办公室踱步，再三权衡，最后点头批示：同意钟志民退学。“路线问题”，几个字成了社会讨论的风口浪尖。南京大学火速通知，开会定基调，舆情里藏不住纷杂的声音。

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正式刊登了这份退学报告。整个校园都在看，食堂窗口人都排成长龙，没人去盛菜，有人拿着报纸就站在门外。评论像洪水一般涌出来：有人说这孩子敢担当、有人说还不是走了关系又回农村，反正没人能把道理争明白。最妙的是，几乎每个人都信自己看得最清楚，有人甚至头脑发热要效仿。

潮水很快盖过了钟志民个人。很多高校跟风，北大、清华也有学生递交了退学申请，有胆大的甚至班级里一块退。教育主管部门各自为政，有的说学钟志民好，有的怕退学成“潮”，叫各校慎办。山东还出了全班申请退学的“新闻”，院长差点气得请心血管医生。有人私下传：其实不知道该咋整！

报道越写越多，故事越说越离谱。光明日报也跟进，社会学者组团讨论工农兵学员制度该留还是改。这些事，再加上媒体渲染，钟志民很快成了全国最有名气的“退学生”。连江西瑞金也有邻居主动找他拉家常，为打听点内幕消息。

这一场热潮卷得满天风声。有的高干子弟看到钟志民“回农村”，开始忏悔自己的特权地位，也有学生原本就想考学，忽然又怕政策变。有人还悄悄写信到家，说现在不敢轻易退学，老师像是都当成了负面典型。

社会越来越乱，看似公平其实充满复杂。钟志民本人倒是被安排进了县里一个不显眼机构，话说得不好听点，他到底还是没当农民。同批退学的，有些真下了地，有的悄悄又重回体制。有个女孩两年后写信说，后悔没坚持留校，才知农村生活苦。如此反差，街头巷尾都在聊。退学这玩意，真能一刀切？谁也说不准。

钟志民提拔极快，半年后进副科，一年后当了县干部。网上流传他是凭个人能力上位，也有人不信，说这不过是“关系户”的隐性报偿。舆论一波接一波，网上还有匿名文章分析他的升迁轨迹，“开局靠爹、后面靠风口”，纯属一派。但说到底，有没有巧合也没人能理清。

调查组下了两次县，对他的任职流程盘查到底，也没查出明面上的问题。有人觉得，这调查或许还是做做样子。毕竟体制里什么热闹都不算意外，一时间“钟志民现象”成了新一轮议论焦点。话说回来——其实真有人查得清么？多数只是掺和掺和罢了。

1976年，“风暴”席卷全国，钟志民的父亲意外失势，仕途直线滑落。嘲笑和同情一起扑了过来。钟志民很快被调往偏远小镇，职位边缘得几乎没人能记得。旁观者纷纷说这就是“风水轮流转”，而钟志民自己，不过是沉默着做了一回小吏。大家懒得再八卦，日子还是照常过。

这一切之后，社会真有谁因此大彻大悟吗？没人敢拍胸脯保证。倒是恢复高考带来新气象，许多当年自动退学的老同学再卷回来，埋头准备新一轮考试。钟志民自己呢——他没有再考大学，也没说清楚理由，终究留在了原来那个小县里，一头扎进基层琐事。从前风头最劲的“退学英雄”，一朝成了草根里的小角色，甚至连媒体都懒得再提他姓名。有人觉得他没本事东山再起，有人说他隐忍等待机会，众口难调。

钟志民的整个经历，时隐时现地剥开了特权、体制和公平这些大词的“包浆”。人们曾经热烈地模仿和嘲弄过他，后来又迅速将他归于“过眼烟云”。他的故事并没有结尾，生活也不需要宏大叙事，每个节点背后不过是一地鸡毛。他既是幸运儿也是局外人，机会、关系、勇气、悔意，每个人想得都不一样。至于那几年搅动全国的退学浪潮，最后只是让一群人发现，谁也说不清到底谁得利谁吃亏。现实的真相远没有新闻标题那样简单，也没教科书或者戒律。没人能预料下一个钟志民会是谁，但那又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