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亨的前世今生

涂明谦

文亨沿革

为什么叫文亨？

地方志介绍得很清楚，因为文川河流过，同时又有地名叫亨子堡，所以在清代后期到民国，就合称文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文亨镇辖22个行政村：文陂村、斑竹村、文保村、福地村、亨明村、田心村、黄屋村、文岗村、文楼村、龙岗村、竹岗村、炉坪村、南坑村、富塘村、湖峰村、田头村、南阳村、蒋坊村、鲤江村、李屋村、福坑村、大地村。文亨镇人民政府驻地文陂村。”

清代的《康熙连城县志》中记载：“南乡 罗家营 姚蔡坊 亨子堡 罗家坊 慈姑塘 林坊 乱石 田心 冈上 白坑 汤头 蒋坊 火烧炉 黄家坊 席湖营 黄家寮 伊坊 李冈 田头 下营 南坑 曾地 溪源。”

历史上文亨归属南团，后称南顺团，席湖区域先归南团，再独立为席湖团，明代开始与表正里合并，称表席里。

上述清代方志中所记载的南乡诸地，大多都还在文亨，也有一些小变化，我们对照一下，大体如下。

罗家营与姚蔡坊都划入城关莲峰镇，林坊与乱石归入林坊乡，溪源划入莒溪。

亨子堡区域已经大部分贡献给国家，作为连城机场用地。剩余部分就与各村重新组合。

罗家坊则归属文陂村，文陂驻地陂头，而得名来自赖河陂与文川，各取一字，文亨诸村的文字基本也都来自文川的“文”字。

慈姑塘归入冈上（龙岗），今天名字已经消失，村人或称“池姑堂”，村中留下地名痕迹的是大塘尾，沧海桑田变迁，塘也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

田心，古代作为自然村很大。今天变小了，除了田心行政村外，还解析出文楼、文岗诸行政村。

冈上，则分解为竹岗和龙岗两个行政村，冈上是相对文亨平原更高的山冈丘陵区域。

白坑、汤头、蒋屋则与练宝塅、老亭背、席湖峡、江屋这些村子根据水源流向，重新组合成文保村，治所在练宝塅，文字来自文川，保字从练宝塅的宝字演化而来。

火烧炉，先是与富塘（1950年代随宣和从长汀划来）、炉坪组成了“连城县（五七大学）综合林场”，1990年代归入文亨，现在的星光原已经为周边人所熟知。

黄家坊应当就是今天的黄屋村。

黄家寮，我疑心是原本大石岩水库区域，也可能已经淹没于水下，因为在田头村坪洋与大石岩之间有黄坑山。由于在方志上是一桩公案，我就不再试图去证明所在，只能请乡党是否可以指教我。

席湖营，指的是大营，为今天湖峰村。

伊坊，为今天蒋坊行政村伊坊村。

李冈，为今天鲤江村。

田头，为今天田头村。

下营，为今天南阳村，重新命名南阳，应当是大洋（阳）塅与南山坪各取一字。

南坑，为今天南坑村。

曾地，为今天棕地村。

清初以来大多数南乡的村庄今天都还归属文亨，大多数村庄都还能找到确切地方。

由姑田里（东乡）划入文亨（南乡）的李屋，原本是乡级建置的李屋瓷厂，归入后下辖三村，福坑、李屋、大地。古代，三村称陈地、李屋、大地隔，今天仍旧。

文亨在不论在连城，在汀州，还是在闽西，都是一个历史高度折叠、极度复合的特殊区域。有别于别的乡镇，这个区域的起源，第一眼感觉在“文”，但其实在“亨”。

亨子堡

为什么叫做亨子堡呢？在迁出文亨的罗氏，散居全国诸地的族谱中描述祖地，大多用的是亨子堡，而小部分用的是坑子堡。从闽西的地名演变规律来说，亨当然是坑的雅化，坑子堡就是借山坑与河沟溪流的特有地势建立的坞堡，亨子堡，则是因为祖先努力开拓，故而子孙亨通，当然是坑先于亨，不承认坑到亨的变化，是对祖辈所有付出的否定。

那为什么要加上文字呢？方志也解释得很清晰，文川溪。

文川与文溪

关于文川的水。

《乾隆汀州府志》：“滙于邑前者曰文川。其源有五。自东来者，源出大地隔，过陈地、北坑、南坂，歴草哩岽，有瀑布悬空，水响如雷者，爲百丈磜，抵小棉，逾郑屋村，经官陂，越斑竹、江坊，度王城陂，穿姚坊桥，合金鷄岭水至文川桥，此经流五十里至邑者。自东南来者，源出金鸡岭下白坑，过黄家坊、罗家坊，抵亨子堡新庵前，歴宋坊至文川桥，此流四十里至邑者。自西南来者，源从五磜，由大砰头，至乱石，歴新林寺前下礶上至文川，此源过二十里而至邑者。自西来者，源出张坊，过横坑，历林坊，至七里冈，南转至文川，流经十里至邑者。又有自东来者，源出小楮岭，过大石嵓，至石门巖，度龙爪陂，穿龙凤桥，又度雷公陂，逾丰登桥，此支流十里至邑下关者。乃若水之去，从文川桥，逾安定桥、彭坊桥，下揭坊，歴麻潭、龙龟砦，达淸流李家，出柯坊，会北安河，越激龙，由田口，至秋口，度九龙滩，逾安沙，抵永安，流剑津，南下会城，而入海。此连城水道之源委也。”

府志内容不免有些粗放，我们可以仔细看县志。

《民国连城县志》：“金鸡山水由汤头白坑来合炼宝塅南来之水，水由红门凹来，经周屋水口罗星下（据采访册罗星在天后宫背，有土阜隆起，由田中直抵后山，前人栽种树木为周罗二姓分界处），经文亨敦安亭合流，而北出朱坊，陈地水自斑竹江坊姚蔡坊来会。陈地水自李屋坑来，经小棉、雷鸣地、百丈磜，至郑屋村，受大地隔、楮岭下之水，由旗石寨背合流，出朱坊。”

文川，名字起源，其实不算早，更早是文溪，文川之名先来自桥，而后给了河流。

《嘉靖汀州府志》：“文溪 在县治前，旧名清溪，一源发于长汀磜，由新林寺前过。一源发于金鸡山，由法界庵前过，合流至县。凡九折而东，流入清流界，始赴于海。因曲折如文字，故名。上有文川桥。”

明代中期还叫文溪，而不叫文川，更早之前叫清溪。

《嘉靖汀州府志》：“连城县 【国朝】（东皐清隐赋）【邑人教授李庆】文川之东，彭溪之北，童氏东皐，地灵人杰，地何曰灵，非以龙之潜跃，非以鳯之飞鸣，非以龟守，非以麟驯，盖有其灵，不可得名焉。”

《嘉靖汀州府志》：“环翠轩记 闽称山水之胜，惟连城，连城之有地曰文川，李氏世居之，李氏子庆，与予为乡榜中人。”

至少到明朝中叶，文川都指县城的文川桥，或者借以指县城。而整个文川河溪流域，汇五条河流的那条水系，则一直叫文溪。

要知道，闽西一带的客家话说水浑就说叫“文”或者“汶”，而水清则说“鲜”或者“清”，这种命名方式今天也还留存在连城境内。比如连城县莒溪镇，诸多溪流中有流向九龙江的数条：大灌溪、占头坑溪、汶水溪、清水溪、梅村头溪。其中汶水溪和清水溪是典型的客家话指水质特征的。

所以文亨与县城区域共享的河流水网，这个名字由清溪变向文溪的过程，既有地方上的人们对文治教化的追求，更是溪水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随着垦殖的一步步深入，文川河周边的矿藏、山谷都开始了潜力发掘，比如金鸡山的矿藏开发，李屋的瓷土开发，平原和山岗、丘陵、山坑的田亩开发，类似如此种种。这些人类活动的频繁影响到了水流的变化，人们也观察到了这些变化。

到了清代，文川之名就扩展到了整条河流。

《民国连城县志》：“十三年戊子，文川大水，夜半文亨乡隄决，居民多淹死，损坏田庐无数。”

从清代开始，也用文川指代五水汇合的文川平原。

《民国连城县志》：“龙冈之东，为席湖隔，又东为泗洲砦，介文川、湖营两大平原间。”

民国所说的文川、湖营两大平原，就是今天文亨核心的机场和文陂、田心区域，和湖峰村全部，差不多已经把今天文亨镇的大部包括进来了，这实实在在是连城最腹心的平原区域。

亨子堡的堡

亨子堡什么时候有堡呢？

从现有的史志记载，文亨的堡寨历史，只找到得罗逢举筑云台寨的记载了。

《民国连城县志》：“康熙十六年丁巳，大饥，县令汪文煜率绅衿西庙赈济。（徐志） 邑庠罗逢举筑云台寨于文亨乡，以防寇乱。（徐志本传）”

但我们可以通过清代方志“文亨乡”的称谓确定，亨子堡这个名字远在清代之前，我估计这个堡的历史应当会在宋代，或者更早。也就是说罗逢举筑云台寨的事情已经是亨子堡这一称谓出现之后很久的事情了。一样，我们是找得到史志支持的。

《民国连城县志》：“义冢 城南七十六 亨子堡一处，营台山，周五丈（徐志）亨子堡后龙山一处。（采访册）”

这个营台山，就是罗逢举筑云台寨的所在，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个云台寨显然是罗逢举时代众人记忆中的名字，但从同时代的志书中遗留的地名称谓，这个地方也叫营台山，也就是说在罗逢举筑寨之前，这个地方就是作为营台的。罗逢举所筑的云台寨，不过是按地方传统，在易于防御之处，重新筑寨罢了。

云台寨，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些意思的，一般人不敢用。

因为刘秀用过。

汉明帝刘秀在永平三年，在洛阳南宫云台阁给28位大将画像，范晔在《后汉书》中给这二十八人立传，称：“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变各志能之士也。”史上称他们为云台二十八将。

当一个地方的寨子称云台，那是相当危险的，统治者会觉得被统治者有“异志”。亨子堡会让地方统治者感到危险吗？真是。

首先是罗天麟。

《康熙连城县志》记载：“罗天麟 南顺里亨子堡，祀天麟庙，系元朝人。”

但凡现在说连城历史，很少人可以不提罗天麟，因为他的反抗元朝统治的大起义，莲城变成了连城。

《康熙上杭县志》：“元至正六年六月，连城贼罗天麟、陈积万等陷县，江浙行省右丞总都不药合、江西行省右丞秃鲁，统兵三路进计，贼战不利，遁踞山寨，负险自固，至十二月，其党罗德用杀天麟积万以降，余党悉平。”

《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六月，罗天麟等兵起破汀州，天麟及陈积万陷长汀，命江浙行省右丞呼图克布哈合兵进讨，未几，其徒罗徳用杀天麟积万来降。”

自从元代之后的地方统治者和中央统治者，都对连城一地格外上心，说“眼中钉”一点不过份，看历代史书中对大起义的描述就知道，并不会因为你反抗异族统治就认定你是英雄，相反，你反抗的只是统治。所以，亨子堡这样的连城典型，乃至整个连城整个闽西，一直是他们认定的“难治之地”。

当地流传着“连城官好做，亨子堡难治。”的谚语，大体是说但凡官员新上任，都要前往坑子堡拜访罗氏族长，得到了罗氏的支持，才可能将连城的县官位置坐稳。

这并不奇怪，这种城郊大宗大族，对时局政令的影响一向来很大，上杭有郭氏，莆田有林氏，福州有陈氏，都是可以影响历史进程的。

这种情况历代延续，一直到民国，也仍然大体如此。不过这种影响还是有旧时代的治理传统在其中的。

《民国连城县志》：“罗廷钦 字敬甫，文亨人，邑庠生，刚直好义。乡民素强悍，械鬬涉讼不休，吏常惧而弗治。故谚有：‘连城官好做，亨子堡难治。’之语。钦竭力匡正维持，息械鬬之风，止乡民之讼，人亦服其诚毅勇廉焉。”

朝廷和地方政府对于这种“难治”之地，一向来用的其实是小区自治的模式。由乡人推举出他们中有威望的人物，有些像我们今天的业主委员会的模式，业主选出代表在内部进行自治，这种治理模式在闽西当地是切实有效的，极大降低了行政成本。

很多人提出问题，一旦让小区自治了，他们是不是就成了国中之国了呢？真是多虑了。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今天还有一条路名字叫做文亨路。

为何叫文亨路呢？

因为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前身叫福建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曾经在抗战之中办学于连城文亨，以村之名命名道路，就是为了纪念那段峥嵘岁月。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前后，福建沿海先后沦陷。为了保存华夏每一丝元气，当时福建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的校长汤文通先生，和教师们决定将学校内迁山区。

他们组织师生，将学校先迁往永安，先落户在城关晏公街，今天的新府路附近，借用民房上课。学校在永安合并接收了福建省立福安茶叶职业学校、福建省立南平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正式改名福建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

不久，福建省政府迁永安。永安沿燕江两岸展开，平地有限，场所紧缺。福建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给省府让地，再迁连城县文亨。

同一时间，福建省农业改进处在连城成立，农业改进处下设的福建省农事试验场设在连城水口庙。

福建省立农民师资训练所，也迁到连城文亨村。

汤文通先生，兼任农事实验场长、农民师资训练所长、农业职业学校校长三职。

文亨做了什么呢？

亨子堡将自己的罗氏祠堂，贡献出来了。亨子堡境内的所有宗庙全部贡献出来了。

学校迁入亨子堡，未再自行建筑过一幢房子，所有的校舍需求，全部由亨子堡的民众贡献解决。学校从校长到师生，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那一时期与亨子堡的人民是同吃同住的。

福建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的老校友回忆说：“村旁有座山岗叫恩盖山，顶部被学校辟为球场，学生在那里早操和军事训练。每天早晨，雾霭迷惘之际，我们沿着球场，跑步一二十分钟，或者操练，兴致很好，不觉得劳累。”

这当然是他们根据村民当年的方言直译的结果，因为这个“恩盖山”，就是“云台山”，就是史志中的营台山！

范晔所说：“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变各志能之士也。”不正是说的中国军民的十四年抗战，不正是厦大的长汀十年“加尔各答以东第一所大学”，不正是福建省立高级农业职业技术学校的文亨云台时代。这些机构、学校、师生在山乡的历史至今闪着光，如同民族崛起前夜的满天星斗。

亨子堡不是“难治”吗，如何却在这里家国一体了？所以亨子堡其实不是难治，只是在暴政下人民抱团罢了，切勿污名化小区自治。

原本亨子堡的人去了哪里？

大多数史料都说亨子堡的人们建机场时迁出后，多半去了文陂，这有一定道理。今天看文陂的繁荣和人口，应当是有可能的。但观看1980年代的文陂人口数据，大约两千多人，田心（田心+文楼+文岗）大约三千多人，冈上（龙岗+竹岗）也近三千人。如果以田心、冈上的人口规模来算亨子堡，至少也是三千人以上，这些人分到文陂，哪怕一半，也会让文陂人口溢出的。

所以再查诸村，周围诸村中变化比较大的是亨明。

亨明的自然村中，传统村庄名字为廖坊、廖坊洋、罐上就很正常，但是治所名为新村，就很特出。同时行政村为亨明，而紧邻村治边上的水库则叫朱坊亭水库，而此处离朱坊村显然较亨明为远。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亨明全村1800人左右，治所所在新村的1000人口，应当都是亨子堡迁来。新村原本只是朱坊亭，也就是古代驿站系统中的村外亭。可以想象，亨子堡迁出的民众，应当是分散于周围诸多乡村了，且应当不止一处。

亨明的名字也比较特别，我想起这个名字，多少有些安慰那些亨子堡居民的意味在其中，似乎是想说，亨子堡的人们是有一个光明未来的。

请记住亨子堡，因为“云台山”营台山和整个坑子堡，今天都已经贡献出来，平整为机场了。唯有记住，才是对华夏文化中的家国观念，最大的致敬。

为什么要筑堡呢？

因为连城所在的旧县河（汀江）-文川河（闽江）大走廊，在历史上是闽粤赣浙大通道，是全汀锁钥之所在，也是东南区域安全极为重要的一把钥匙。因为地理位置重要，所以战争频发，动乱几乎是家常便饭，因而筑堡而守就变得必然。

永安方向上姑田筑有上中下堡，里外数层，长汀宁化方向有四堡，四层垒叠的立体防御，清流方向有北团，原有巡检司与相应的堡垒，新泉丰图朗村的下南三隘也是堡垒群。

那些山上的官寨（冠豸、莒溪）和民寨，则是平地的坞堡无法守御时，最后退路。

文亨和湖峰这样的地方，被称为连城的“腹心”之地，如果不筑堡，就奇怪了。所以亨子堡和莲城堡、席湖营，一样也连成一片，形成立体防御的连环坞堡体系，入则耕种，出则征战，太平为民，乱世为兵。

所以亨子堡一带的坞寨很多，也形成连环之势。

文亨斑竹有斑竹寨、魏寨，可以追至明之前。

福地有黄屋寨。

席湖中营有团兵寨，乡人称为塘崩寨。

竹岗有寨，今天仍有小地名，寨脚下，用于封锁席湖峡出口。

田心与文岗有寨，今天也有小地名遗存，土楼下。

茅屋墩，是当年的烟墩告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席湖隔和泗洲砦，当年也有寨，利用的是天然的峡谷地势，据险而守，立栅为寨。这两寨，都是用于封锁湖峰到文亨之间的两大主要峡谷孔道。

我们能从清初的顾炎武编写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看到连城的大的隘寨系统：

“連城縣

北團寨，元在縣二十五里，後燬於兵，今廵簡司移駐縣側。

冠豸寨，在蓮峯山上。

旗石寨，在縣南南順里。

西寳寨，在縣西南順里田心。

馬鞍寨，在縣東南順里石門巖右。

城石寨，在縣東北安里揭坊。

山容寨，在縣東北安里溪源。

石嵩寨，在縣北北安里。

凉傘寨，在縣南河源里壁洲。

張源寨，在縣南河源里招福寺。

團兵寨，在縣南表席里湖里崗。

旗山寨，在縣南表席里蓆湖營。

東石榴寨，在縣南表席里溪源隔口。

金山寨，在縣南表席里朗村官庄。

已上十三寨，實鄉民保障之所。

秋家嵐隘，在姑田里東北通永安等䖏，山形險峻約五十餘里。

廖天山隘，在姑田里，南路龍巖，山路﨑嶇，林木障蔽，約二十餘里。上二隘，弘治初年，奉廵撫都御史金澤榜文設。”

十三寨中，有五寨是落在今天的文亨、席湖两平原的：旗石寨，西寳寨，馬鞍寨，團兵寨，旗山寨，東石榴寨。

总的来说，今天连城境内，在没有进入现代，包括近代，都是一个巨大的兵营，朝廷有编制的兵、编制外的乡兵民团、前朝编制剩下的兵、外来安置的流民、屏山之外的豪强组织，这让连城的历史高度复杂，同时战争让姓氏纯化，而史志，则几乎没有留存。

说到兵营，非常正式的兵营，则非席湖营因属了。

席湖营的营

席湖，原本叫团，不叫营。

按照《临汀志》中记载：

“莲城县 华封坊，崇儒坊，富寿坊，介福坊，迎恩坊，俊德坊，凌云坊，擢桂坊分上、下。旧志载六坊，绍定间寇毁，今复建九坊

乡一，古田乡，在莲城县东北。管团里六：南团，姑田团，席湖团，河源下里，北团，表正里。

墟市三:县市，在莲城县南。吕溪墟，在莲城县南六十里。北团墟，在莲城县北三十五里寨前。”

今天和文亨有关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南团，一个是席湖团。明代的这个团是比里小一些的区域，一般来说，分割一里后剩下的部分称为团。但是在宋代，显然这个团要比明代的里大，比如北团，比如南团。

《临汀志》：“莲城 下县。在州南一百七十里。本长汀县地。绍兴三年梅州司士曹事虞观进状称:‘比尝摄尉长汀，窃见其境阔远，有地名南北团，去县三百余里，弱者难于赴诉，强者恣其剽掠，居民商旅皆无聊赖，乞于其地分一县，准，敕置县。因其素号莲城村以名之郡守郑公强度地之宜，割长汀县古田乡六团里隶焉。’”

可以观察到的是几个事情。

消失的南团

一是建县之始没有莲城堡这个说法！只有南北团。我们今天通过对史料中北团原境的恢复，北团包括今天清流县灵地镇全境、连城县塘前乡全境、北团、隔川、揭乐全境，而南团则包括今天连城县林坊乡、莲峰城关、文亨镇全境，再加上中南（大河源里）下南（下南三隘及芷溪）的全境，这不是一般的编民建置，而是军事建置。

南北团的位置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南团六陂和北团六陂，推断出南北团当年的边界。

《民國連城縣誌》：“曰龍爪陂，縣東南灌在城田二千頃。王城陂，縣南法界庵下。官陂，縣南南順里班竹。彭坊陂，縣東北教場背。石陂，縣北黄公橋下。大田陂，縣西南順里林坊水口山。所謂南團六陂也。石航陂，黄屋山下。巖陂，上江坊。夾石陂，徐坊。蘇坑陂，北山庵下。中陂，溪源。大田陂，吕屋巖。以上北安里，所謂北團六陂也。”

南北团的作用是锁住玳瑁山脉向汀州方向的路径，故而南北团又都包含于古田乡的建置之中。

二则是席湖团出现了。建县之后，古田乡分割，南团与县城区域相当大部分是重合的，故而没有在城关内的区域就被重新划入一个比从前更小的“团”的建置，新的“南团”产生了。一样，这个南团的大小大体上是从前亨子堡及周边村庄的，席湖团又从原本的大南团中分裂出来，单列，古田乡六团里为并列关系。

所以我们对史志中的地方进行解析，“乡一，古田乡（沿玳瑁山周，除东面以外），在莲城县东北（治所）。管团里六：南团（县城周边+文亨平原），姑田团（古田乡治所），席湖团（今天湖峰区域），河源下里（朋口+莒溪），北团（今天北团，过去北里），表正里（下南三隘+芷溪）。”我们大体上可以清晰的分辨出古今席湖团归属的变化。

也就是说南团和北团其实命运一样，分裂成了现在隔川乡以南的连城诸多乡镇，包括席湖（湖峰）。

席湖营

席湖的席

我们的史志和乡人都认为说，席湖是因为席里长满了席草，我认同一部分，湖边长席草在闽西是常见的。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的湖都应当叫席湖了，但确实没有。不但别的地方没有叫席湖的，哪怕一个塘叫席塘，也没有。席草水边到处是，实在太过平常。

那为什么这个湖就叫席湖呢？所以我与很多乡亲的观点不同，因为这种不同，我想起一个人的诗。那就是明代的福州人，文学大家曹学佺。

他的有一首诗，今天还能在《石倉歷代詩選》中找到，我抄录于下：

“遊道場山登絕頂次東坡韻

天風阻舟峴山麓，促我來遊道場谷。

平生覽勝興獨豪，飛步寧愁病雙足。

松山欎欎雲漫漫，石磴曲似羊腸蟠。

忽然谷底天籟發，千巖萬壑驚奔湍。

層梯歴盡浮屠出，俯瞰平湖如廣席。

湖中七十二峰青，疑有巨靈一揮植。

相携何必雙緑鬟，白雲明月天地間。

丈夫適意即仙境，浪說海外三神山。

浮世悠悠旦復旦，彈指百年過已半。

何如從此謝塵紛，獨立丹崖發長嘆。”

其中“層梯歴盡浮屠出，俯瞰平湖如廣席。”这句，虽然这个道场山不在连城而在湖州，但我想他所见，差不多也一样可以形容席湖这个地方。

你站在望湖亭，云破月来，文昌塔在群山中显现出身形，而月光之下，银白一片，向北望去，平湖如广席。

是我的，这就是我的观点，如果回溯千年，让席湖营区域重新注满水，想必一定是十里平湖霜满天。所以我认为：席就是湖，席是湖的形容词，像席一样的湖。

席湖的湖

今天蒋坊、伊坊、湖峰、鲤江、田头、南阳区域，当地人仍称为席湖营。

但席湖营名字中最重要的湖字，只被湖峰继承。

席湖营，是一个大兵营，称席湖营已经是明清的事情了。而席湖，则是五百年前的旧事了。

什么是席湖？大家的观点是，长满席草的湖；我的观点是如果广席一般的湖。

什么样的湖会长满席草又或长如广席？沿岸水浅数公里长的狭长山间沼泽湿地型大湖。

多大的湖？从南阳村向上直到蒋坊，基本都在湖水的浸润中。

很多人会怀疑这个湖的大小是否能有这么大。其实现在还留下大量的证据的。我们来一一述说。

首先是望湖亭

今天南阳村外田地尽处，开始上山，有一座望湖亭。其实这个亭的前身还在，叫隘门亭，两亭重叠，历史重垒。先说望湖亭吧。

为什么叫望湖亭呢？因为这个亭向北望去，明朝之前是一望汪洋。大约十里的湖水，夹于两山之间，当然东山远高西山。

当时的南阳村并不存在，田头村也不存在，湖峰村也不存在的，蒋坊伊坊估计可能有少数人家居住，但也远不是今天的村落规模，临水而居，几户人家罢了。

只有一个地方是存在的，那就是鲤江村。不过那时候还不叫鲤江，而叫里冈，全称应当叫湖里冈，而后简称里冈，最后演成李冈。

湖里冈

什么是湖里冈？顾名思义，你就是你从望湖亭向北方向上看，会看到一个湖中小冈，除开小冈，周围是更高更陡峭险峻的山和十里平湖。

我这就搬证据给你看。

清代的《康熙连城县志》中记载：“南乡 罗家营 姚蔡坊 亨子堡 罗家坊 慈姑塘 林坊 乱石 田心 冈上 白坑 汤头 蒋坊 火烧炉 黄家坊 席湖营 黄家寮 伊坊 李冈 田头 下营 南坑 曾地 溪源。”

这里头的“李冈”之名，清晰明确。

那里冈呢？那湖里冈呢？别急。我们还有更早的志书。

首先是明代的《嘉靖汀州府志》上记载的：“团兵寨 在县南表席里湖里冈。”

这个团兵寨要注意，就是席湖团的团兵驻扎寨，也就是说明朝中叶的志书清楚标志出了席湖团最早的寨子，就在今天鲤江村的山冈之上，当地人方言被方志采集者重新翻译，称为“塘崩寨”，读音还在。你可能担心这是别的地方。

别急别急，我们还有清代的方志。

《乾隆汀州府志》记载得更清楚：“团兵寨 在湖里冈。旗山寨 在蓆湖营东。”

旗山寨，在今天伊坊东面的，被地图标记为崎山寨，这个位置更清楚的标记了“席湖营东”的具体之所在。

别急，还有更细的名字。明朝末年的福建方志，《崇祯闽书》：“里冈溪 源出文笔山下流抵河源里马坊渡合流至上杭界。”

写得很明白了，笔架山流出来的水，进入席湖，再从湖里冈前过，溪名就被称为里冈溪。这也证明了，湖里冈是席湖所在区域最早有人居住的证据。

团兵寨和旗山寨两寨位置，目的是锁住湖两岸的通路，这也侧面说明在最早期湖水宽阔，不可徒步渡河，至少大部队通行，是不可能的。

我们理清一下，应当是先有湖里冈和团兵寨（席湖团），再有旗山寨，再有席湖营；有了席湖大营之后，团兵寨和旗山寨就变成大营的左右两翼。

可以肯定，席湖到明代都还很大很宽广。那就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湖开始消失的？

这个湖的消退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体上农业和人口的增长过程，就是席湖消失的过程。

更早的志书中对农业发展记载得不是很明了，但清代到民国则有比较清晰的记载。

陂坝水利与农业发展

清代初年就已经有的陂坝，《民国连城县志》：“官田陂刘家车 陈张陂李冈 大洋陂席湖营 以上表席里，所谓席湖团三陂也。”席湖团之前发展不快，只有三陂。但到了清末民国，这些陂坝就多了。

《民国连城县志》：“县南有福缘陂、楼角陂、冯屋洋陂、官崇陂、寺前墟陂、石墩陂 皆亨子堡。经堂陂 亨子堡近废。马铃圳陂、竹头陂、鸭钏陂、牛栏潭陂、鹭鸶陂、上洋塅陂、峡溪陂 皆席湖营。”

席湖营一地，就有七陂，这些陂坝都是比较大的灌溉量，还有很多山地间的小面积的陂坝山塘，未列其中。

但也能看出来，陂坝数量增长了一倍以上，想必田地也是在增长的。这些田地增长出来的，无外乎来源于两个地方，一种就是开山坑田，一种则是围湖造田。

于是“蒋坊 席湖营 黄家寮 伊坊 李冈 田头 下营 南坑”这些区域的名字就渐渐在方志中频繁出现。特别是下营，想必是今天的南阳村到旗山背、南山坪这些地方，三百年前稳定后，名字基本就再未变化，所有的变化都显示的是水位的变化。农业用水的大量截流，湖水变少，围湖造田数量上升，进一步让水域变小。

最后一波截流应当是1980年代大石岩水库这一类水库的建成，下游的水域就收束成今天的样子了，并且固定下来。

大石岩水库是当时连城最大的水库，这个水库大体也能解释席湖营区域的水域大约能有多少水。大石岩之下，水从何来，又往何处去？

《民國連城縣誌》：“上南川源出於南阪山坑，至席湖營田頭，為鸕鷀溪；鯉江溪自西入焉；又南，經隘上，收深凹白嶺之水，折西南，出石菴前，隔口溪，自東流注之。”

隘、寨、营盘与旗山

连城是一个大兵营，这句话我们反复在提。所以席湖营区域也不例外，这里的村庄，到今天为止，仍然能看出当年的驻军情境。

首先是隘。我在考察莒溪时，还未能很清晰认定这个隘，但在考察席湖时，就非常确定。这个隘就叫白岭隘。

《康熙连城县志》

“白岭隘 席湖营南洋之南，北至县治三十里，人烟辏集，乡兵素强，隘之外西南一路通新泉隘，东南一路通朗村隘，东路通横山、廖天山、秋家岚三隘，北通乌石隘。为腹心之地，当六路之冲，隘场平旷。以之盘诘则地在腹心，不须重覆盘扰。以之守把则此为诸隘内援。设有一隘被贼，隘报飞至，则堵口设伏，贼自寒心。今改隘为寨，如小教场之制，常令本乡团练之兵屯镇于此。嘉靖丙辰年记。”

这个隘“为腹心之地，当六路之冲”，可以这样说，这是连城腹心，文亨和席湖两大平原的腹心，就是腹心的腹心，六路之冲，也就是守住这个隘寨，基本就守住了连城。虽然有些夸张了，但重要性可想而知。

白岭隘在今天文亨镇湖峰行政村的南阳村与莒溪镇的隔口村之间，小地名就叫白岭村。

这里要说一下，白岭这样的地名在闽西真的很常见，但不是因为山岭是白的，所以叫白岭，基本可以肯定是因为此山产白叶，原来名字一定是白叶岭。白叶就是我们包粽子做斗笠的白叶，现存闽西乡间还有一种白茅斗笠，就是用这个做的，当年毛委员在闽西做调查，都戴这个。今天白叶需求不像从前，白叶岭之名变成白岭，也就常有。而席湖营的人们记忆中，白岭早不是白叶最出色，而是仙草，做仙草冻的那种仙草。

白岭村驻扎的军人，不是朝廷编制之内的军队，也不是卫所军，而是乡兵，我们都知道连城当年的外来驻军战五渣，但乡兵能打，为什么？因为连城人能打，主要是下南三隘能打，这是北团的底子，席湖、文亨到隔川这带也很能打，而白岭驻军正是白岭以北三十里内的乡兵，也就是当年南团的底子。

其次是营寨。

文亨第一寨，可能要算团兵寨，当地人称塘崩寨。

这个寨原本的级别很高，应当是当年南团的主寨，我今天只能证明她一定是席湖团的第一寨，南团第一寨则缺史料支持，或者哪一天席湖一带重新考古，能发现一些关键证据。她的位置在席湖营区域即湖峰的中间部位，也就是今天的鲤江村，当年的湖里冈。

鲤江村，今天留下的小地名中，最后的宋代以来的团兵寨遗迹，已经只剩下了跑马场。团兵寨后头再说。

营边之寨，是战事不利，退守的所在，比如旗山寨。隘上之寨，这是据险而守，比如白岭隘。道口之隘，是用来阻塞通路的，比如团兵寨。一般来说，城外有寨，则城为正，寨为奇，城和寨都可能建于平地。而营外之寨，多半是营为正寨为奇，而营外寨，必然是在奇险之处。奇正，互为犄角。

但是正面决战主要还是要靠大营的军人，所以席湖营有大营（今天湖峰村），有中营（田头），还有下营（南阳）。这三营构成了席湖营的三层防御主体。

然后是前后有寨，白岭隘寨在前，席湖峡和泗洲砦在后，而团兵寨和旗山寨则在两翼。正是奇正结合的形势。

那么席湖营历史上沦陷过吗？当然，且不止一次。我把较大两挑出来。

《民國連城縣誌》：“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廣寇羅袍等據席湖營，生員童邦傑計禽之。廣寇張璉黨羅袍賴賜楊舜等，躪汀潮，摇蕩我連，勢張甚，䖍撫陸移鎭汀城，徵能禽戎首者，予之爵。邦傑抵席湖營，大呼願見主帥言事，賴賜年少，富家子，亦諸生，為袍誘脅者，留邦傑宿，邦傑說之降，上其事於陸。袍等進掠長汀，抵河田，賜受邦傑計斬袍及舜，以降。詔賜邦傑六品冠帶，廩膳終其身。據《童氏族譜 邦傑傳》。”

这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农民起义，张琏飞龙国的旧事，童邦杰的事情可信度如何且不论，但张琏的部属罗袍攻陷了席湖营，是可信的。

另一次是太平军，《民國連城縣誌》：“本志黃紀拔傳，咸豐丁巳，洪黨竄汀，紀拔自出貲募勇堵禦，上杭急率衆往援，圍解。戊午九月，聞邑警赴難，至文亨，城已陷，率勇急進，與敵遇於南門外姚坊橋時，敵衆遍野，紀拔大呼陷陳，鄉團未經戰陳，先鳥獸散，乃手刃數人，為敵攅刺而死。後數日，連杭各鄉勇雲集，復戰於席湖營，又大敗，敵乘勝掠莒溪。總督王懿德分調大兵駐姑田金雞嶺，粤督黃宗漢亦分遣員弁會剿，相持數月。參芷溪訪册，兼採上杭志。”

这两次对于席湖大营来说都是毁灭性的，太平军过后，席湖营作为军事建置，在连城历史上就比较无闻。

最后是旗山。

之前已经说过旗山，为何还说旗山？因为旗山在这里有两个作用。

旗山寨的旗山是风水的旗山，旗山寨在席湖大营的左边，团兵寨所在的湖里冈呈鼓山之状，在大营的右边，形成我们在风水中常见的“左旗右鼓”，当然大营是坐北朝南。

旗山背之前还有一个旗山，这个旗山则是大营用来与白岭隘通消息的。这个旗山用的是旗令，就不是风水上的旗山了。当然旗山寨那个旗山一样可以与大营进行旗语、令交流。

所以隘、寨、营、旗再加上隘门这样的险要之地，层层设防，步步设伏，席湖营所在是连城南面极为重要的军事要冲。

但是最终旗山背的那个旗山，我的席湖营乡人也赋予了她文化的内涵，因为他们在那里建了一座文峰塔。席湖的人们应当是受够了千年无止无休的战争，对子孙远离战火和乡村繁荣昌盛，有着极大的念想。

所以他们在村庄最南方的水口罗星位上，建起了一座名为文昌塔的文峰塔，我想这是想要用文治而不再是武功，守住村庄的繁荣吧。

文昌塔现在只存旧址了，有机会就重建吧。

不要战争。

席湖墟场与老街

席湖营早年是没有墟场的，原因已经在上头讲述过了，因为早前从湖中，大块陆地还没有开发出来，没有条件建墟场，人口也分散湖两岸，比如旗山寨这边的人们会去赶莒溪方向的墟，而团兵寨方向的人们会去赶文亨方向的墟。再后来则作为兵营，驻扎大军。这时候周乡百姓是不敢与驻扎的大兵交易的，因为旧时代的大兵与匪差不了太多。

《民国连城县志》：“红门凹 地在乐成亭北，两水分流，一出席湖营，一入鍊宝塅，附近有墟。见旧志。或作隘上者，非是。”

这个红门凹和红门墟大约就在今天汤头附近的蒋屋，乐成亭在席湖营，乡人今天称为“落尘亭”的小地名就是了，乐成的意思当是“乐见其成”或者“乐于成全”，起因是乡人行善。

《民国连城县志》：“陈登瀛 字松生，弱冠游庠，补府学增生，性纯孝，历事三继母均尽敬爱，豪爽有侠士风，排难解纷不辞劳怨，遇不平辄负责援助，触怒权贵不顾也。家不丰，而乐襄善举，尝道经鲤江乐成亭，见二客饿病，赠以药，以银授亭旁曾某，嘱日送汤水粥糜痊而后已，客病愈道谢，予以川资。”

虽然这可能不是乐成亭的名字来历，但大体上是乡人建亭的本意。

席湖营区域内的墟场，起得肯定是比较迟的。我想驻军消失时间应当与墟场兴起的时间应当是接近的。

明代中后期出现的的墟场，不是特别正式，官方史志中不曾记载。地方呢，在吴氏圆墩堂附近，那里是蓆湖营吴氏肇基的祠堂。形成集市之前，是官方在这里设置官店，用于行人旅客打尖歇脚，今天还有小地名叫“店门口”。

在清代开始，席湖水域变小，而祖祠之前的人口密度过大，渐向南发展，中心也就随之转移。墟场也就跟着往南转进，也就形成了今天的老街，中心位置大约在吴氏诒谷堂位置上，由于墟场的原因，形成的十字街，今天也还看得到旧貌与印迹。

今天你走在老街上，当地人还能指出当年的申明亭所在，当地人称之为八角亭，后来在亭边开了好些家药店。驻军撤走之后，席湖营的大小事情都是在这个亭子里由里老进行裁决的。当然，我的建议，你去老街和新街，不要再找什么历史遗迹了，正经的找一找灯盏糕、仙草、豆腐花、牛肉兜汤，才是。墟散之前，再买点散卖的“席湖红”花生和地瓜干，有车买个白鸭带上，就真是不虚此行了。当然平时的墟集人数不算多，按闽西惯例，年墟最热闹，也最大，生平当然应当去赶一次年墟。

老街为墟市的繁荣历史持续了大约三百年，在清末到达顶点。可以肯定，墟市的繁荣与驻军的退出有直接关系，也与席湖的水位，田地数目，人口增长，有直接关系。

1980年改革开放，席湖的墟，搬到了今天新街的位置，至今。

今天从新街行至老街，再从老街行至圆墩堂，路渐行渐小，而五百年向上一千年的历史，则越拉越长，祖先就是这样一路行来，村庄就这样一点点变大，湖水一点点退去，土地一点点开拓增加，子孙一点点的繁衍增多。

湖运与百万公

席湖最后的湖运连接着旧县河，由清中叶席湖吴氏的吴乃绅、吴寿仪父子两代努力建成。当地记忆里仍然有“百万公”这一说，指的就是这父子二人。

到底是席湖的水运成就了他们，还是他们在外贸易所得体现了席湖水路最后的辉煌，我趋于后者。

湖运码头，在湖峰村的大洋塅，吴乃绅与吴寿仪所建的九井十三厅大宅，也在这里，紧邻着码头。码头边上有纸庄仓库16间，主要是存放姑田来的纸。当年湖运码头将纸通过旧县河、汀江运出，直抵潮汕，再将潮汕的海货、盐这些东西运回闽西。

老人说席湖营区域所有的门槛石、门楼石，都是从汕头、潮州一带水运上来的，这当然是对冯坊河水量和深浅的估量不足，这应当是不可能的。还有就是连城文亨区域，靠金鸡山一面，本身就是大理石的产石之地。

但码头的水运确实让吴氏富甲一方，富裕起来的吴氏，也想用做官的方式，保持富且贵。于是子孙中有好些人是有功名的。今天看到大宅遗址上的功名鱼冠柱，正是吴乃绅后裔中求得了功名的。

清中后，席湖水基本退到今天的位置，席湖的繁荣到达一个顶峰，乡人现在还有“一溪古渡，两岸蓆草，三屯兵营，四条古街，五个村落”之说。但嘉庆之后，百万公家族回归平常，很多民间传说从结果倒推起因，有很多的传闻。其实原因无外乎几个。

一个是水退后的席湖土地变多，人口增长，子孙数量庞大，析产分家，让原本巨大的家产变得平均。一个是由于农耕的深度开发，席湖水位下降，码头和水路失去作用，原本的水路贸易失去优势。一个是内山的纸商找到其他代理人，也不再走席湖路线。

理性看待席湖的千年运势，须要将湖运和百万公都放到相当长的时间长河中去观望，“千年湖运，沧海桑田”，才不会迷信与偏颇。

南团、表正里与表席里

历史上，席湖营区域除了宋代独立过，其余时间基本都是归属表席里的，民国以后则归属文亨。

《临汀志》记载：“乡一，古田乡，在莲城县东北。管团里六：南团，姑田团，席湖团，河源下里，北团，表正里。”

在宋代时，表正里与席湖团，是清晰分属两团里的。

明代方志《嘉靖汀州府志》记载：“表席里 統圖四，在縣東南一百一十里。舊席湖團，按宋志，縣有表正里，疑亦併入此里，故合而名之，曰表席。”

席湖营区域的归属，在方志上表达为“疑”和“或为”，也就是修志者也不知道。也就是说，到了明代，修志者，就已经不知道席湖团是否并入了表正里，又为什么并入了表正里。这种困惑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民国。

《民國連城縣誌》：“表席里 宋席湖團，宋志縣有表正里，後與席湖團併，故名表席，縣南一百一十里，統圖四，一圖二圖三圖四圖。里初以地分，而地著之民有時遷徙，徙居既久，糧籍未更，遂有同地異里者，於是籍以里分，而地不能以里分，故又有城廂、東鄉、西鄉、南鄉、北鄉之名，城内外衢道交錯，為街二十三，街數街名，悉仍舊志，不為增减，不以今名易舊名。”

民国方志，甚至用纳粮的逻辑来解释这个里图合并的发生的原因，这显然也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其实他们都没有弄清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会越过朋口、莒溪，却与新泉庙前合并在同一里中？这中间差得可太远了。多远呢？从湖峰南阳出发，到庙前水北，走高速60公里，不走高速远超60公里。其实两地直线距离大约30公里，如果全程走山路可能近100公里。也就是说席湖营可以与周边乡镇任何一个合并，也比与庙前、新泉近，从古代纳粮完税的角度出发。

其实这涉及了北团巡检司这个机构的变迁。

《嘉靖汀州府志》：“连城 县属 北团巡检司 在县南表席里朗村。按旧志，宋时设于北安里，后燬于兵，权寓千县市西隐庵。元末废。国朝改爲廵检司，额设弓兵三十名。洪武四年，知县命升迁于东崇儒坊。十八年，知县丁良恭迁于朗村，又废。自是所寓不一。近申呈巡抚当道衙门，仍于旧处，官尝于县之水南居住。”

北团巡检司这个名字，当然是原来设置在北团。但一路迁徙，驻地变更过很多次，名字却没有变更。

“国朝改为巡检司”，这是什么意思呢？“宋时设于北安里”，巡检司之前叫什么？

历代修志者正是没有弄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产生困惑。

古代国家出钱给地方养兵是有固定额度的，双方会对账，所以约定一个历代都不改的账目项目。这个项目就是“北团巡检司”，项目内容是“弓箭兵”，数量是“三十名”。也就是说，国家给这个驻地机构进行中央统一拨款，数目按照，巡检长官、副官（如果有）的工资，再加弓手的工资。中央只认这个数目字，多了一概不管。

从明代方志可以看出来，北团巡检司这个机构是直接归属连城县的，也就是说如果北团巡检司除了朝廷供养的那三十名弓兵的开支之外所有士兵开支，都要由连城县自行筹集经费解决。

如果有战事，三十名弓兵就够用吗？如果这三十名弓兵是在草原或者平原上，作为弓骑兵，进行一场斥候交锋战，那是大约够的。但是作为山区作战，防范山民起义，防止省际、府县间的流寇、海贼的入侵抢掠，那就太不够了。所以一定是要配合当地乡兵的。

宋代和宋代之前的连城区域，主要是团兵开垦，所以设有南北团，北团的驻扎寨是很清楚的，而南团则非常不清楚，大概率是在席湖区域的鲤江村的，这个地方叫团兵寨，有一定概率是当年南团的团兵寨，当然也有一定概率是席湖团的团兵寨。前者的可能性更大，逻辑是：如果各地都有团兵，为何只这个地方叫团兵寨，以当时的席湖团大小，是供养不起团兵的，所以更可能是南团的团兵所在。

而席湖区域原本是归属南团，这是非常肯定的。我们有史料依据。

《民國連城縣誌》：“羅仙 徐志南順山坑人，不詳其名。仙生於宋咸熙間，所寓常在惠濟橋之廣福堂，堂在隔川水口迎恩橋側。迎恩橋即惠濟橋。年六十有二，乃如清流之盈山庵修煉。盈山即老人山，屬北里。是時猶未割隸清流。志蓋據割屬後言之。越數載，得道羽化，里人以眞身塑而祀之，表曰眞仙。每遇旱疫禱之，無不應者。隔川訪册，羅仙山亨塍之羅屋坪人，生於唐文宗太和二年戊申，常居於惠濟橋之廣福堂，旋又寓虎忙嶺，餐霞飲露，結屋於此，織屨烹茶，以濟行人。歐陽仙題其亭有‘山高雲作榻，天近露為茶’句。蓋方外交也。年六旬有二，登銀屏山絕頂修煉。銀屏山，盈山别名。至五代隱帝乾祐二年，得道。順治閒，顯聖於鐘鼎寨退賊。遺蹟存仙居基址滴水巖聖筶山下岡坪四處。按南順山坑在南阪水口，地居金雞嶺東，距北鄉隔川之廣福堂尚遠。隔川訪册詳志仙蹟，惟朝代生卒，與徐志不同，及攷府志，羅仙公太和閒生於連城。訪册又不為無據，姑兩存之。”

这个南板水口在南顺山坑，就是今天的席湖营区域的湖峰村上下山坑自然村，而南板水口，则是今天的罗地盘村。这基本可以肯定席湖区域包括南顺山坑、李屋、南板水口、罗地盘，从水源流向上，当年是必然被划入南团管理的。现在将这几个区域划入文亨，其实是历史的回归。

说回到团兵问题。宋以后，连城一地的乡兵主要在三个地方，一个是下南三隘，一个是文亨平原，一个是席湖营。文亨平原区域接近县城，比较富庶，明中叶之后宗族实力大涨，宗族力量把持这一区域，并不太听调遣。所以历代实践之后，乡兵主要在席湖营和下南三隘，建有隘寨和大营，这是后来这两个区域形成村落的主要依据。

这就出现了一个供养问题，和指挥权归属问题。

谁指挥这些人？从哪里取得供养？

肯定一点，明代成立了北团寨巡检司，其实是收了南北二团的兵，原本的北团和南团都转成了编民团里，不再是军事建置，这才会出现南团、北团、席湖团并列的情况，他们都不再归属军方。这个北团巡检司合并了连城的原有军事组织，连城县的县令是名义上的“三军总司令”，而巡检司的长官应当是连城全县实际的军事实控人。

《嘉靖汀州府志》：“連城縣 本縣及儒學職員俱與長汀縣同，添設巡捕主簿一員弘治九年除革，北團寨巡檢司巡檢一員，陰陽學訓術一員，醫學訓科一員，僧會司僧會一員，道會司道會一員。”

巡检司的长官从北团迁县城，再迁庙前朗村，再迁新泉，这个过程是清晰的。但是他的“额设弓兵三十名”和超编部分的乡兵，又如何取得供养呢？当然是就地采食。乡兵驻扎的两个主要地域，就是他们主要的采食之地，一个是下南三隘，一个是席湖团。

因此，在一个军事长官的统治下，下南三隘（表正里）和席湖团合并成为表席里，也就理所当然了。

民国连城志中说到了“居民迁而粮籍未更”的原因，并用这个来解释地名变更问题，这个在县城周边可能是对的，但在席湖营和下南三隘的“表席里”问题上是不对的。

《乾隆汀州府志》：“連城縣 知縣 典史 儒學教諭、訓導康熈四年裁二十二年復生員視長汀縣北團寨廵檢司廵檢 陰陽學 醫學。”

清代的征粮纳赋，比从前更细致，对地方军事的控制也更严，北团寨巡检司这个未入流的小官也就慢慢淡出，人们就更说不清楚，为什么表正里要和席湖团合并。

综上所述，表席里的存在，其实是为了供养连城一地的乡兵，为连城一地的军事提供后勤保障。侧面说明，连城，或者直接说连城文亨一带，是历史上，或者说从古到今，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区域。

文亨的经济

记载这些东西的内容实在是很少。不过我们还是能从一些史料和讲述中得到一些信息。

豆腐经济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1942级萧成栋在回忆录中这样写：

“文亨有一条短的街道，街道两旁的店铺，十分破落旧陋，店里产品稀少，没有一家成样的店铺，但是短短的街道，首尾都有两三家豆腐店，豆腐店都卖水酒，还养猪。卖酒是主营业，豆腐干只是饮酒的佐料。猪养在店铺里，所以店铺很脏又有一股味道，除了农民喝酒水，一般人很少在店里留连。”

萧成栋先生的讲述非常形象，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进入现代之前的乡村气息，脏脏的，小小的，萧条无人。但如果只能读到这些，那说明是外人，而不是有生活经验的客家人。

当年亨子堡的小街上有相当多的豆腐店，街头街尾都有两三家，你可能要疑问，街不是不长吗，为什么豆腐店这么多？这不是恶性竞争吗？

不是的，这是客家地区比较特殊的生存之道。当年无论是文亨还是席湖营区域，豆腐水酒店都很多，数量多得有些不可思议。

两个因由。

通衢与古道

一是文亨是通衢。连城县出来往南走，不管去上杭还是去龙岩，都要经过文亨。

“至上杭古道：出县城向南，经姚坊、文亨、陂头、炼宝塅，过席湖峡，经鲤江、隘门、白岭，由隔口，经后铺、莒溪、小莒、百鱼岭、余畲、兰桥、赤竹岭、吕坊、马屻凹、桃坪至上杭，全 100 公里。

至龙岩古道：出县城向南，经姚坊、文亨、陂头、炼宝塅，过席湖峡，经鲤江、隘门、白岭、隔口、邱地尾、乐地村、马尾岭、隘上、丝瓜凹、梅村头，由涂潭过万安至龙岩新罗，全程 110 公里。”

古人估计也是很早就发现这一点，所以在进行地名雅化时，用了文亨，这个“亨”字，本身就有通道的意思，古有“亨衢”之说。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文亨看成水与道路的结合，文是河川，而亨是大直道。且是古老的大直道，今天从文陂到县城，一条大直道，道路尽头可以直接看到冠豸山清晰的全貌。

不但古道要经过这里，当年最早传入的邮传电报都会从这里走，更早的驿站系统也必然从这里通过。

《康熙连城县志》

“田心铺 南顺里，去县二十里。”

比如县际官道从连城至上杭，如果走水路转陆路，会是这样的：县前铺——田心铺——马山铺（民间称官厅铺）——王城铺——车田铺——新泉铺——上杭牛坪铺，全程75公里。

这个田心铺，就在今天文亨田心。

到了近现代民国，连城也是文明着先鞭之地。

《民國連城縣誌》：“乃次第開闢連城轄内公路，邑城電報局同於是時成，主而電話附焉。於是連城，遂為交通之地矣。交通之路五。東曰連永路，連城通永安，自文亨站至老亭腰亦名棲霞亭，為四二公里，七八二輿梁，三十渡。以曲溪、留壠、姑田下堡、把隘四渡為長，皆以木。南東曰龍連路，連城通龍巖，自縣城經文亨、朋口、新泉，而至廟前，為五八公里，二一四輿梁，四十四渡。以新泉一渡為最長，築以士敏土八十公尺。次連城橋，舊名黄竹壠橋，今名玉堂橋，六十二公尺。文亨橋，五十一公尺，皆以木。”

1940年代的连城通路，出县城南下必经文亨，桥多以木构，土敏土即水泥。

大市前

大市前，今天留存的一个老地名，在文亨镇黄屋村。

什么是市？前市后朝，商周之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的，最古老的都城建置。而后千百年，基本都在这个框架之中，但很多的城市因地制宜，根据安全和交易特点之类，分出城内市和城外市。连城就是这样，不过开始的时候，连城是没有城内市的，只有城外市，因为城池太小。古代的汀州府城，其实也一样，只有城外市，不过府城合并县城后加围城墙了，就足够大，城内市才和城外市一起兴起。

黄屋村的前身，大市前，就是连城的城外市。

清代之前，各地都有墟，都是选择平坦之处，进行贸易，交易者为近处的山民和居民以及各地行脚商贩，连城县城区域也一样，不过是设在城外。但明末动乱，这些墟市受到毁灭性打击。

《民國連城縣誌》：“聚落散處，乃各擇適中之地，以為有無交易之場，故有墟；耕販兼營，乃共懸確定之期，以為貿遷往來之約，故有日。清順治四年之亂，民盡流亡。至順治六年，知縣楊方盛，招撫離民，復開縣南集場，士民建偕樂亭紀之。七年，署縣王自成，移城外集場入城。赴者愈衆，此後城墟，均在城内正街，以二五八日為墟期。”

清末明初的动乱是可怕的，因为绝望的民众与驻军加上流民流寇一起“末世骚乱”，县志记载中的顺治六年招集流亡民众的县令杨方盛，就死于当年的动乱，而他刚刚试图安抚顺治四年的动乱。顺治七年，代理县令王自成，将城外市移入城中，同时收敛了他前任知县杨方盛的尸骨。

连城方志的这一段我们可以得到几个信息。

一个是县市，在明代就有，上至多早不知道，可能宋代建县之初，也可能南北团时代。

一个是按历代惯例，放在县南，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大市前”，也就是文亨镇黄屋村。

一个是这个县市在明末入清时因为动乱，毁灭了，顺治六年，重开，重开的地方仍然是原地，即黄屋村。

一个是顺治七年，代理县令王自成，把这个城外市移入了连城县城，从此再没有移出过。

一个是连城的县市当年是十日三墟，二五八。

黄屋村的这个“大市”，位置在文亨诸村的中间部位，同时有利于朋口方向上来人进入交易，但远离县城，我们这便发现了与红门墟的地理位置设置非常像的逻辑，就是远离驻军、官府势力，这种设置其实是作为行政长官对属下兵和吏的深刻了解，唯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不然你去交易相当于“送货上门”，次次被抢个精光，谁傻啊？

《民國連城縣誌》：“七年庚寅，署令王自成移城外集埸於城內，嚴制兵丁，無得騷擾。”

这一段话，足以证明，平时兵丁们的状态。

为什么行政长官要保护这个地方呢？因为文亨这个地方实在离连城太近了，而别的地方实在离连城太远了，所以行政办公费用多半是要出在这个平原之地的，可以科求太过，但不能乱。

另一面，就能看出为何亨子堡一带必然要形成巨型宗族，唯有巨大型宗族，才能与可怕的兵掠匪夺进行对抗。这其实是小民的无奈，也是弱者必然联盟的生存策略。

豆腐配酒

通衢古道边，县市的繁荣，所以在古代最好的居民营生是一边种点田，交租纳粮的同时，开一个豆腐店，由于人流量巨大，所以，吃豆腐喝水酒的人非常多，这个流量带来的钱是可观的，但是这仍然不是他们赚钱的主要方式。

在萧先生的回忆录中提到了“猪养在店铺里，所以店铺很脏又有一股味道”，豆腐赚的钱是不多的，赚得多生意就一般，所以呢，关键在豆腐渣，巨大数量的豆腐渣会剩余下来，居民用来养猪，这些猪才是居民的生计依托。所以豆腐不赚钱，豆渣养猪赚钱，这也正是为何萧先生他们当年看到居民“竟然”不讲究，在店后养猪的原因。

而豆腐配酒为何是一种客家山区经济的标准配置呢？

因为文亨或者席湖都是处于大通道之上，南下北上西来东进的人们，或者挑担或者行贩，或者贸布，或者卖纸，他们大多数都是贫苦的劳动者，行走江湖只是为了让家中老少多吃一口饭。因此这些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是吃不起肉的，但是挑担行旅，是重体力输出的活计，不吃肉，很快就伤身。所以一定要有替代，那最便宜的替代是什么？

是的，豆腐。这是最廉价的植物蛋白。

米酒和豆腐，想必是在从闽西群山中行走了数日之后，最能安慰灵魂的事物。

我的祖母姓吴，延陵堂吴氏。

我们的祖上，是明代中叶，大约弘治年间，从席湖营迁到长汀涂坊的河甫村，我们的传统中仍然最爱米酒与豆腐，春节无所有，唯豆腐与酒待客，于是就会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吃一直吃，直到“豆腐没盐，酒太淡”。

我有一次和一个安徽朋友说起这个谚语，他大笑，直言他们家乡也有这个吃法，但有点损人，说是“豆腐就酒，不如喂狗”。

另一个中原朋友则说“豆腐配酒，越喝越有”。

大体就能想象，中国人，其实都爱豆腐。但中国人中，最爱豆腐与酒的，可能还得是开拓南部丛林的客家人，他们在对豆腐与酒的迷恋中，将最蛮野的丘陵变成了华夏腹心家园。

赞美豆腐与酒。

池塘经济

萧成栋先生的回忆录中还记载着：“时隔半世纪，特别在这改革开放的20年里，文亨该发生巨变了，那些祠堂，都成为工厂仓库或工厂车间，街道两旁尽是商店，百货大楼算是最成样的店铺，石头的街道和村道，成为水泥路，街道也初具规模，文亨是现代新乡镇，那些池塘都利用做了真正的鱼场，恩盖山不再是光秃秃的山了，底下是茂密的林木，山顶上是建筑群，不是新村就是企业，文亨今非昔比，样子变化得令人刮目相看了。”

文亨的平田当然不会很多水塘，这些水塘大多在小山丘上或者山腰上，成因就很多了，我们不管地理地质的，只说用途。

最早的用途是扎寨结堡，内有水源，不怕围困。后来的用途是天干地旱地引为灌溉。再后来的用途是养鱼，作为鱼场。

我们可以从这些变化中观望到连城城关周边的变化，真正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慈菇塘

池塘大多数没有名字，但连城的池塘很多是有名字的，比如慈菇塘，当地人误称为池姑堂的小地名。

龙冈一带，今天的龙岗、竹岗两村的西部边缘，古代有一个大塘，你可以认为是半人工半自然形成的位置不高比较安全的堰塞湖，水不深，水域还宽，其中生长大量的慈菇。

什么是慈菇？连城特产。

慈菇是连城古往今来极为重要的特产之一，战乱时，人们很多要靠这个活命。

慈菇果实为微黄，球茎呈青白色，外形如垂卵，呈长圆形，顶芽肥大，表皮有环节。球茎富含淀粉、蛋白质、糖类、无机盐、维生素B、C及胰蛋白酶等多种营养成份。乡民发现这个东西除了果腹还有有消炎解毒、生津润肺、补益中气之功，所以格外爱它，亲昵称之为“蔬卵”。

乡人还发现，但凡有慈菇种植的池塘水质都很好。也就是说蔬卵是一种净水植物，能对重金属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要知道山居最怕的就是看起来清澈见底的水，其实喝了会“短命”。

故而池塘中多植慈菇的好处是显然的，长命菜配合长命水，如果遇上世道好，长寿可期。

不过慈菇再好，再能吸附，如果在重度污染的土地与水质中，也一样要做吸尘器，这不是慈菇的问题，而是整体环境的问题，吾民须爱吾土，才能说安全问题。

故而这些年连城的乡亲吃蔬卵，外皮越削越多，这是对的，因为重金属如果有残留，基本是在外皮部分和顶芽部分，二者去掉就好。

我总结了一下吃慈菇的好处。大体是滋阴养肺，调理心脏律动，增强免疫力，增加利尿化水能力，提高新陈代谢，富含秋水仙碱，生食有些微毒，但熟食可以消肿瘤。

《民國連城縣誌》：“慈姑俗呼蔬卵。”

很多方志认为慈姑在连城历史只有一百多年，这是完全错误的，慈姑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代中前期，甚至更早，毕竟，此物随水而生，一阵大风也能让她播散四方，而大多数的气候变化都无法杀死她。

同样是连城县志，各位可以自行判断。《民國連城縣誌》：“侯值有會省之行，曾未兩月，市民羅三妹、隔川陳文章、上琴馬東山、徐姑塘羅七、分水鋪大和尚等，相繼作亂，邑中大震。侯迴車，悉平之。繼而張璉之黨羅袍、楊舜、賴賜等，復由上杭突入連界，侯遣人諭以禍福，復行間以離其腹心，賴賜降，舜袍亦就擒。”

这是明嘉靖年间的事情，也记载于《乾隆汀州府志》，其中的“徐姑塘”多半是慈姑塘，因为客家方言发音基本一样。

这是荒年救命的东西，民间也称为“救荒本草”，我年前出于好奇，买了十多粒，放在鱼缸之中，已经长成了一大片水上森林。

很多人可能以为这种泽泻科植物是外来物种，我直觉是本地自生的，不过乡人可能追求某些良种的高产，引入了比如广东种，这固然是好事。不过最好也给我们自己的土著品种也留一些空间，毕竟，那些品种在我们这里适应了可能千年，更明白我们这里气候的变化，人民的需求。

此物慈悲，代表土地也代表母亲，曾拯救过我们的先人，宜大种，宜多种。

池塘、小水库与渠道

从古代开始，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开了陂坝的修建。

《民國連城縣誌》：

“水利志附橋梁盡力溝洫，禹功，遠矣，溝遂漸湮，乃穿鑿渠塘井陂，以資灌漑，引涇決漳，秦魏以富，蜀釃二江，成都用饒，吳穿渠江，湖財賦甲天下，皆百世之利也。連城，山隴高下，大溪小澗，壅之為陂，疏之為圳，民食攸資所在皆是。杜志。據舊志：有南團六陂，北團六陂，席湖團三陂，姑田團五陂，河源下里七陂之名。

曰龍爪陂，縣東南，灌在城田二千頃，官設陂夫守之，元時建。清一統志：連城二十五陂，皆官設，陂夫守之，隨時修治。

王城陂，縣南法界庵下。

官陂，縣南南順里班竹。

彭坊陂，縣東北教場背。元時建。

石陂，縣北黄公橋下。

大田陂，縣西南順里林坊水口山。所謂南團六陂也。

石航陂，黄屋山下。

巖陂，上江坊。

夾石陂，徐坊。

蘇坑陂，北山庵下。

中陂，溪源。

大田陂，吕屋巖。徐志稱揭坊。以上北安里。所謂北團六陂也。

官田陂，劉家車。

陳張陂，李岡。

大洋陂，席湖營。以上表席里。所謂席湖團三陂也。

吳公陂，姑田郭坑。徐志稱馬面坑。

店前陂，姑田。

吳地陂，姑田豐頭。

隔畬陂，姑田龍坑。所謂姑田團五陂也。杜志原缺一。

在安陂，隔畬口。

丘坊陂，車田尾。

大分陂，赤嶺尾。

嶺背陂，河源李坊村。

余坊陂，余坊尾。

隔下陂，余坊陂之上。據徐志補。所謂河源下里七陂也。皆在河源里。杜志原缺二，徐志補一，仍缺一。

又水圳陂，縣南南順里，灌田千餘頃。正統間漂決。弘治間縣丞萬貫修之，通水利於民。載杜志。

西陂，北門外黄公橋。

牛陂，郭坑口。

沙水陂，即沙水池。

新陂，璧西。

過路陂，魏坊。載徐志。

其未及載者，縣北有：

荷樹陂、火燒塅陂，皆大坪坊。

石固城陂，山下。

縣南有：

福緣陂、樓角陂、馮屋洋陂、官崇陂、寺前墟陂、石墩陂皆亨子堡。

經堂陂，亨子堡，近廢。

馬鈴圳陂、竹頭陂、鴨釧陂、牛欄潭陂、鷺鷥陂、上洋塅陂、峽溪陂，皆席湖營。

蓮花陂、食水陂、鴨橑前陂、宅潭陂，皆莒溪。

三池塘陂、永隆橋陂、水尾陂、汲潭陂、上車坪陂，皆璧洲。

林塘陂、雙陂，皆温坊。

石隔陂、烏石背陂、石橋下陂，皆上莒溪。

車頭下陂、石埔前陂、雷公塘陂，皆朋口。

橋頭坑陂、坡下陂、車田陂，皆梁屋山。

大陂、獅子潭陂、鄧家坊陂、嶺下洋田陂，皆楊家坊。

楊梅灘陂、新泉角陂、井陂、朗村老鴉陂、半夜灌陂、大橋下陂、中心壩陂、作福坪陂、窟潭陂，皆朗村。

長陂、亭陂，朗村。

石磜陂、林田陂、新路亭陂、張坑溪陂，皆芷溪。

上官陂、下官陂、老虎伸腰橋陂、上洋前陂、下洋前陂、三角陂、山門陂，皆豐頭。

縣西有：

石磴陂、大陂，皆林坊。

大草陂、石馬陂、坑山口老陂、車碓頭新陂、上魯陂、下魯陂、湖俚陂，皆隔口田。

以上皆據采訪册補載。”

这些陂坝和水塘，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山坑水流，让山坑田也能成为水田，提高产量。

1951年开始，文亨民众为发展农业生产，先后修建大小水库18座，最大的是大石岩水库，容量为755万立方米，渠道8条总长67500米，用于满足农田的灌溉需要。

其中慈姑塘所在的龙岗，仍然能看出当年大塘的特征。

“龙岗村 全村是传统农业村，主要大面积种植水稻，烤烟和红心地瓜，还种有小面积的葡萄和油桃杨梅等果园，且积极发展以连城白鹜鸭和渔业为主的养殖业，全村有小型养殖水库十余座。”

这些小型养殖水库，其实就是当年人们称之为塘的事物，也有一些志书上表述为“山荡”，就是雁荡山的那个“荡”。

萧成栋先生的回忆，与史志的记载，与我们所知的现状，是完全可以呼应起来的。连城地方的池塘与水库很多，水资源也丰富，因地制宜发展池塘经济，是完全合乎传统与现实的。

窑冶经济

基本连城李屋的瓷厂，不用读方志，很多人也知道。

《康熙连城县志》：“窑冶 瓦缸盘碟窑四座 南顺、姑田里。”

但李屋其实当年是在要道之上。

金鸡岭与溏汛

李屋，是当年朋口、文亨往永安、小陶、双洋去的主要道路，因为主要，所以设有塘汛。塘汛是明清时代的关卡，功能是盘查不法和警报。

《民國連城縣誌》：“童能元先生《山川考》曰：‘羅列邑前為望山者亦源五磜，迢遞而南，東向至岡上，自此而席湖隔，而紅門凹，旁分一支為天馬山，其幹則歷蔣坊，入湯頭，脈絡分明，有條不紊，可據為西南山脈入東北之鐵證。’又曰：‘有山稜層疊秀，横亙十餘里者，為金雞山，山開數面，向北朝邑，山半為嶺，巔有塘汛，乃朋口往小陶之道，嶺下之鄉曰陳地。由陳地而東行者，曰大地隔，曰魏地，曰布地，承中出者，曰冠豸。’”

今天陈地仍能在山深线（山海关至深圳）上找到，就叫陈地村，而大地隔，则可以在长深高速（长春至深圳）边上找到，叫大地村。

金鸡岭，则是少年时代我们去永安和福州的必经之路。一台破旧的老客车，在高耸入云宵的大山岭前，喘着粗气，而山道则极尽盘回之能事，再望崇岭，未曾及半，险峻与蛮野，让行旅之人，苦不堪言。

故而我们一直都非常熟悉这个地名，连带李屋瓷厂。所以当这位老朋友再次出现在史册中时，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同时我赫然发现她居然是连城的一处重要名胜，金鸡朝旭，海拔983米。

《嘉靖汀州府志》：“金鸡山 在县南表席里，其山峻拔。旧传尝有人到山，见一庵 ，有金鸡飞鸣于花瓶之上，因寄宿庵中，晓觉不见庵所，因以得名。”

“金鸡朝旭”乃连城八景之一。为何？因为连城东西部山高，河川南北向，故而在县城如果要看日出看云海，东边的玳瑁山脉总是很多办法阻止你，等你看到，已经不再是旭日。故而金鸡山是观日胜地，古人常前往登临。又因为名胜，所以历代都有人留下诗句。

最出色的是明人诗句：“嵯峨绛帻映朝阳，五采蒙茸拂曙光。开辟于今千万载，几声迎日出扶桑。”明代前叶的人们，观察古今时空，气魄宏大。

李屋与瓷厂

李屋作为乡的建置，可以肯定是因为瓷厂。不然李屋的人口和土地面积是不太能达到乡的标准的。

1987年时候，有自然村11个，一共有3个行政村，乡境42.30平方公里，全县最小，人口则2000 人，平均每平方公里47人，耕地3024亩，平田极少，所以居民人均田亩虽多，人均近两亩，产量却不高，太高冷。

李屋东邻曲溪，南面西北西南接文亨。所以历史上李屋先是归姑田里的，1949年之后，与曲溪合并成李曲乡，1959年划出独立为陶瓷公社。1961年改名为连城瓷厂，级别等同公社，由瓷厂统一领导境内的职工和农民，但经济上则分工业与农业两种方式进行独立核算。

1985年11月撤销连城瓷厂，成立李屋乡，乡政府驻地为李屋坑。

再后来就李屋乡并入文亨镇。

李屋境内瓷土资源丰富，土质纯净洁白，是制作高级瓷器的理想原料，可与福建的德化、江西的景德镇相媲美。

1952年筹建的李屋瓷厂，至70年代厂房扩大，占地达1.6万平方米，职工近 400 人，在当地居民中占比近半。

前期手工，后期实现机械化，顶峰时期产品花色超过100种，年产瓷器数量达250余万件。

60年代中期开始出口，产品销往加拿大、英国、西德、东南亚、中东和东欧等13个地区和国家。1970年代之后，中美恢复正常邦交，1980年，李屋瓷厂产品开始销往美国，按出口需求生产有92头成套西餐用具，直至1990年代。

连城瓷

我很早就知道连城的瓷器，不过是比较迟才知道当地产有瓷土。可以这样说玳瑁山其实算是一座规模巨大的瓷土山。所以在南顺里（文亨）与姑田里（姑田、曲溪）之间的大山两面，水流三江，瓷土丰沛。连城境内也不止一处瓷土矿，而是分布比较广。

文亨也有窑，就在席湖营，现在的大石岩水库区域，在淹水之前，是有瓷土矿和窑厂的，今天水库边的山壁之上，仍然能拾到大量的瓷片。当然最大的瓷窑，当然是在李屋。李屋的连城瓷厂在特殊年份烧制了大量的“文革瓷”，在收藏界颇有名声。连城瓷厂在民间，是称李屋瓷厂的。

《嘉靖汀州府志》：“【連城縣】窑四座。瓦缸甕器窑二座，在本縣南順里，瓦碗碟窑二座，在本縣姑田里。”

明清以来的连城窑治，基本就是在文亨和姑田。今天李屋由姑田里归文亨，所以府志中说的那些窑今天大半都在文亨了。

连城的官窑和民窑从宋代开始就有大量生产，从以上古代窑址的分布能看出窑烧的数量巨大。

庙前、新泉、李屋、朋口、隔川、塘前都曾有窑址，生产的瓷器，基本是具有地域特色。连城从瓷土分布和窑址遗留上看，整个县城除了都是大兵营之外，还是一个大瓷窑。

多大呢？由于县志在这一方面有缺失。我们只能从侧面寻找。

《嘉靖汀州府志》：“卷四 课钞 长汀县 窑冶钞 四十三锭六百一十文。宁化县 窑冶课钞 一十二锭四贯五佰七十文。上杭县 窑冶课钞 一锭二贯六百九十二文。武平县 无。清流县 无。连城县 窑冶课钞 三十五锭二贯六十文。归化县 无。永定县 无。”

长汀是汀州府所在，人口数量大，需求也大，四十三锭六百一十文。连城仅次于长汀，三十五锭二贯六十文。

宁化是建县很久的县，需求大不奇怪，但只有连城的三分之一。上杭只有连城的三十分之一，武平清流归化永定，则没有这一项收入。

说明两点一是可能瓷土矿稀缺，一是可能人口少需求少。但都能证明，自宋以来，连城的瓷器烧制工业，数量巨大，很早就已经是当地的支柱产业。

今天，我们在连城县博物馆仍然能看到出土于朋口张家营的宋代酱釉瓷器和青釉瓷器，同时能看到几乎每个乡镇都有出土明清时代的白、青瓷。

可谓千年连城瓷。

文亨人物

罗谢周，一向来是文亨大姓。罗谢则更是连城大姓，明清两代宗族发展之后，连城这些大宗的读书人得到宗族供养，数量更是勃发。

其实哪儿都一样，但凡愿意培养，有人鼓励，读书阅读，其实是会成为一种家族传统的，谢氏一族在连城可能是读书种子的典型。比如在冠豸山上的谢氏书院东山草堂，是以淝水之战的主角，“东山谢安石”晋代名臣谢安作为标杆的，“小儿辈已破贼曹”，想必已经家喻户晓。

连城南部文亨一带，比较有名的是谢氏的谢文宝一系。

《民國連城縣誌》：“坊 曰世科 縣前為舉人謝文寶、謝讓立。”这是明代立的功名牌坊，用于表彰谢氏读书人多，世代科第有人。

《民國連城縣誌》：“連城縣志 卷第二十四 文苑列傳 謝文寶，潛心經學，領景泰庚午鄉薦，授浙江於潛訓導，遷玉山教諭，以疾辭歸。子饘，弘治乙卯應天鄉榜。（徐志文學）”

明末文亨谢氏中比较出名的是谢汝弼，做过建昌王世子的老师，因而建昌王送了一块“王国承恩”的匾，意思是建昌王封国承受了谢汝弼的师恩。

《民國連城縣誌》：“謝汝弼 田心人。明末增生，經學道行卓著一時，建昌王使使詣廬，請課其子，賚金額文曰：王國承恩。（采訪册）”

除了谢氏，文亨罗氏也是大姓大宗。

读书了去做官的也不少。《民國連城縣誌》：“羅樹生 文亨，福建順昌縣縣長。”

但是看起来罗氏读书人也多，但出仕的想法少得多。

《民國連城縣誌》“羅培廉 字孝舫，敦厚端方，家貧，隨父就學，弱冠餼于庠。光緒丁酉歲貢，館文亨二十餘年，循循善誘。居距城東十五里之楮嶺下，建户讀書，足不履城市者，又二十餘年。邑令張焯奎稔其品學，舉報孝廉，使其門人敦勸應舉，力辭。書法端莊，著詩文頗富，因匪散佚無存。”

不是不会读书，也不是不想读书，但罗氏主要是从商，这可能与族内竞争，以及人口密度，以及传统影响有关。

比如罗天麟的影响，连城历代行政长官对罗氏都是又怕又忌，又用又防，这种奇怪的心态，完全可以想象。所以罗氏想必也都知道，不能只走一条读书出仕的道路，鸡蛋不能全放一个篮子里，只要能走得通的道路，都是好路。所以很多人只是安静做一个善良的农民，就很满足。

《民國連城縣誌》：“羅長齡 字祝夫，文亨人。幼孤，業農，精武術，而秉性和平，敦睦宗族，能忍讓，有善人風。子宗華，字耀西，業商，純厚有父風，睦鄉里，敬祖先，造橋亭，修道路，見義樂為。生四子，長乃昌三燿元四湘元，先後從學，皆知名。”

罗氏在闽西武力值超群是人所周知，但罗氏在闽西也一向比较淡定。可是你想着安静做个农人，乱世却频繁，在一个地方繁衍，族灭的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农耕社会的王朝更迭周期率的存在，是不允许一个家族在一个地方长久安宁呆下去，要在各地播散种子才能确保血脉DNA的安全，所以罗氏特征是子孙四下迁移。

这其实就是罗氏在汀州在闽西的第一特征，就是四下开花，开枝散叶。今天福建广东无数姓罗的，大多都是这种情境下流散开的。

比如武夷山罗氏的一支，就是从亨子堡迁来。

《民國崇安縣新志》：“羅 清代中葉，羅良嵩由連城亨子堡遷崇安，其家族散處於三姑、五夫至大將。”

为什么迁？因为农业发展了，土地需要劳力，而劳力需要更多土地，这种无解之题，会必然导致人口密度在区域之内爆炸。所以农业耕作产生的压力，才是迁徙的主要内驱力。这种情况在闽西很普遍，今天顺昌、武夷山、浙南丽水迁去的闽西客家人，或者今天台湾的客家人，南洋的客家人，基本都是在这种压力之下产生的迁移。

在这种情境之下，得说几个比较典型的文亨人。

第一个是罗炤致。

《民国连城县志》：“乐善好施坊三 一亨子堡为罗炤致立。”

《民國連城縣誌》：“羅炤致 字德馴，文亨人。幼貧，隨二伯父往湖南廣西，遂在桂林貿易。靈川縣所屬之大榕江，行人苦渉，因捐資置義渡焉，于文昌門外將軍橋建築路亭，修桂林福建會館，捐店八間，年租千元以為香火，嗣經同鄉提為辦學基金，于鄉捐租千桶，為貧童義學，捐租五百桶為散給孤糧佈施棺木之費，捐卯金租五百桶，現移為本鄉興辦小學基金。光緒間，旌獎樂善好施建坊。”

古代汀州与各地存在贸易，比如纸、布、刻书，所以汀连二县的人们往往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做贸易，最远的甚至到印尼去。这就产生了书信需求，没有官办邮政为民间服务，因此民间自己产生了一种邮政服务，走信客。就是一边做行贩一边提供替远行的人与家乡往来带书信的服务。罗炤致父子两代人，就是从做走信客开始的。

罗炤致在做走信客的过程中，学会了观察各地货物行情，这给他后来在衡阳钱庄做学徒能观察入微、迅速上位，是有直接关联的。

罗炤致与当地厘金局的长官张氏父子成为知交，并得到张氏的赞助，在桂林开启了他的钱庄事业，即是桂林金融史上有名的罗氏义昌号。清中后期的桂林是西南重镇，福建商人很多，在最鼎盛时，罗炤致牵头兴建了桂林福建会馆，从光绪间，1850年代后开始，这个会馆大约维持了一百年，到1950年代才灭失，今天桂林市博前的石狮子，据说就是福建会馆最后的遗留，当年的福建会馆与马君武先生故居比邻，今天已经完全不可复寻。

罗炤致在连城城关置地建有罗氏宗祠一亩庄，即东街社区的吴家巷。祠堂占地其实半亩，意思人生在世，一亩已经足以过日子。还在坑子堡也置有产业，建有十三井十八厅的念德堂，内设学堂，为族人提供免费的启蒙教育。

罗炤致的传奇，其实是罗氏性格的典型表现，又或者说是文亨一地的典型地方性格表现。

第二个是周仰云。

和罗炤致很像，但时代差比较大，或者我觉得更具有文亨性格之代表性。

周仰云出生于1885年，去世于1964年。文亨周屋村人。

在文亨，周氏虽然没有罗氏那么大的宗族，但也算是比较大的族群。

《民国连城县志》：“金鸡山水经周屋水口罗星下。据采访册，罗星在天后宫背，有土阜隆起，由田中直抵后山，前人栽种树木为周罗二姓分界处。”可见得周氏与罗氏力量相去不远，方可得某种平衡。

家中贫困，周仰云前往周氏祖地姑田里永丰街做纸庄学徒，出师后，被“广隆昌纸庄”派往潮州，负责推销手工土纸。

周在潮汕发现了商机，他白天为“广隆昌”纸行工作，晚上自行用姑田粉连纸加工卷烟，积累了资本。

此后数十年，周仰云从纸业跨界染料、香烟，亏过大钱，坐过大牢，但始终能崛起。1930年代，周仰云的公司成为了东南亚从事烟草行业的大公司。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氏以每月资助一万银元的方式资助祖国抗战，这招来了泰国政府的忌恨，1942年，泰国政府将周氏驱离泰国，同时将周氏名下的广福烟草公司收归国有。1944年日军战领泰国，将周氏在泰国的财产全部据为所有。

由于排华，周仰云在泰国无法生存，只能前往新加坡，再往香港寓居。

周仰云在香港寓居时期（1942年-1964年），先后在开办了“广诚昌纸行”、“华昌纸行”、“南连昌”，在长汀开办“广华昌纸行”。这为闽西在战后恢复提供了很重要的海外渠道，这些纸行，一直开到了家乡纸业因某些原因凋敝为止。我想以周仰云当时的财富，其实是不必要再开设纸行了的，但我想，他也应该知道，他的家乡人除了做纸并无别的营生，他能帮的也只有这些。

周仰云在连城所做的其实不止这些。

民国27年，也就是1938年之后，连城名士邓光瀛和李云霄认为救国图存唯有教育，故而倡议创办“连城县私立明耻初级中学”。

什么是明耻？

《左传》中如此记载：“明耻教战，求杀敌也。”

在这个时间，在这个节点，将学校命名为“明耻”，连城人的固执与血性可见一斑。

当时周仰云侨居泰国，乡人素知他的爱国情怀，于是由周仰云长子周蔚文陪同李云霄携邓光瀛先生之函，前往香港与周仰云会面，商议办校之事。

周仰云先生复函，“愿独资兴办。”

铿锵铁血，正是连城风骨。

周氏在日军进逼东南亚，银根收紧的困境中仍倾全力，汇银10万元，交李云霄办存入中国银行长汀办事处。再汇银3万，兴建校舍。于是就在今天连城县城东台山，也就是连城一中所在，建成校园总面积3000平方米，教室8间，办公室2间，平房教室3间，实验室、礼堂各1座，教师宿舍1排，建筑面积1200多平方米。

连城县私立明耻初级中学的校主周仰云，校董李云霄，校长邓光瀛。风云际会，故名士流芳。

1939年春，明耻中学开始首次招收学生，到1949年春，明耻中学一共教育过学生5000人。而这十年间，明耻中学的所有经费都由周氏独支。1951年春，明耻中学与县立中学合并，即为今天的连城县第一中学。

“明耻”这个名字，如果让很多人不舒服，那是时候学点文化了。这个名字里有一个时代的中国人铁血救国的抉择，是文亨血性飞扬四海的明证。

除了明耻中学，周氏还赞助了文亨周屋村仰云小学、姑田下堡进化小学、姑田院庄小学、北团文山小学“仰云教室”、隔川小学“仰云楼”、林坊村金山小学“仰云教室”。钱当然是好东西，当文亨人用它来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这东西就是闪着光的。

当然，我最熟知的周氏事迹其实是他赞助了1939年版邓光瀛先生主持编修的《连城县志》，现在翻看长汀连城两县的民国方志，不由得赞叹邓先生眼光真是独到，不然为何只找周仰云先生，其实他们应当是相知的，涵件未到便知周氏必独资助学，因为他们都是固执得出奇的连城人。

1964年，周仰云在港逝世，终年79岁。

项南先生曾专门为周仰云先生诞辰110年题词，而连城一中校园内据说也安放了周仰云先生雕像，可惜无缘一见。

《民國連城縣誌》：“處州府通判李榆墓 白嶺。”

《乾隆汀州府志》：“教諭吳文旭墓 在席湖營。”

《民國連城縣誌》：“教諭謝文寶墓 田心。”

连城人是不嫌家乡简陋的，同前人一样，如童庆炳先生，也都归葬家山。周先生去世时，是不是也想过呢？

最后借王震先生在席湖营写下的两句话，安慰一下能归来，不能归来的这些人杰：

“西天非远有普渡航，南海可通在方寸地。”

文亨的土地与闽西一般无二，会生长番薯、红皮花生，能喂养白鸭，平常就养一些再平凡不过的乡土读书人，风云涌动时，偶尔也生英雄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