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史·舆服制》等为参照

中国是一个礼乐文明发达的国度，服饰在封建社会中是礼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物身份、地位的标志,“非其人不能服其服”，【1】什么人穿什么服饰历朝历代都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不能随便逾越,以使社会贵贱分明、尊卑有序。

可见,服饰不仅仅是一件御寒遮体的客观物件,还是标明人物身份的外在符号，“贵贱之别,望而知之”【2】,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以日常生活为叙述中心的家庭小说。

它跳出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志怪的圈子,以世情世态和家庭琐事为题材,第一次将笔触真正而全面地指向“人”的世界,全面描写人情人欲,全面反映世俗人生,从而在小说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格局。

夏志清先生在《金瓶梅的世界》中说:

“就题材而论，《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它已跳出历史和传奇的圈子,处理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创造世界,人物无论男女都生活在真的中产阶级环境，它那种耐心描写中国家庭中日常琐事，实在是一种革命性的改进。”

这种革命性的改进,就指的是作者能够“寄意于时俗”(《词话》本欣欣子《序》),将社会上各类风俗人情、官场、宗教和城市淫乐场所的活动以及礼仪服饰、饮食起居等生活层面的内容所折射出的社会意义通过家庭里面的小人物得以集中反映。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家庭小说，《金瓶梅》特别注重生活细节,尤其是主人公的服饰描写尤为逼真和精致。

据不完全统计，书中有关女性形容饰描写的有上百次之多,其中吴月娘有15次,潘金莲有38次,李瓶儿有18次，孟玉楼有10次,春梅有10次。

其他如王六儿、如意儿、林太太等也都不下五六次。可见形容服饰描写已经成为《金瓶梅》刻画人物、表现思想的一种艺术自觉。

这些服饰描写,或同中见异,或异中见同,既有西门庆家眷妻妾豪富奢华的共性,又有妻妾之间各自身份和情趣不同的差异。

在具体描写上,《金瓶梅》摆脱了以往传统小说对人物夸饰虚排的描写特点，而以工细写实见长。

比如第14回对过生日的潘金莲的服饰描写:

只见潘金莲上穿丁香色潞绸雁衔芦花对襟袄儿,白绫竖领,妆花眉子,溜金蜂赶菊纽扣儿。

下着一尺宽海马潮云,羊皮金沿边挑线裙子,大红般子白绫高底鞋,妆花膝裤,青宝石坠子、珠子。……看见金莲艳抹浓妆,鬓嘴边撇着一根金寿字簪儿,从外摇摆将来。

潘金莲祆的颜色、样式、质料、纹样,裙子的纹样、鞋子的样式、颜色、高低以及其它的饰物都交待的清清楚楚,从颜色衣着上对读者进行心理渲染,使人如见其人，如睹其面。

这样细腻逼真的服饰描写在《金瓶梅》中比比皆是,占据着很多的篇幅。

特别是西门庆家的妻妾奴婢,各人都有着不同的穿着模式,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试以《明史·舆服制》等文献为参照考察西门庆一家的服饰穿戴,不仅可以透视西门庆家生活的奢侈浮华，而且还可以通过这个暴发的商人之家对明代法律的无视和逾越,管窥当时社会涌动的一些新的时代信息。

据《明史·舆服制》所载,朝廷对于普通百姓以及百姓之妻服饰的规定为:

洪武三年庶人初戴四带巾改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又令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丝绫罗,止许细绢素妙,其不经裁制花样金线,装饰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止用银。

六年,令庶人巾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未入流品者,同庶人帽不得用顶珠,止许本品香木。

洪武三年定制:士庶妻,首饰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丝、绫罗、绸绢。

五年,另民问妇人礼服惟紫,不用金绣,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鸭青、黄色、带用蓝绢布。

由此可知，一般士庶之人及其妻的服饰在类型、色彩及质料上是有所限制的。

西门庆在还没有做理刑副千户之前,没有任何官职，只是一介草民，但他的妻妾却争奇斗艳、服饰华美。

第14回潘金莲过生日时穿了明律禁用的大红色。

第15回吴月娘带领众妾到李瓶儿狮子街楼上观赏灯市风景,她们“都穿着妆花锦绣衣服”。

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娇绿缎裙,绍鼠皮袄。

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楼是绿遍地金比甲,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

妻妾们花红柳绿,灿若仙子,以至于楼下的浮浪子弟恍然以为是哪个公侯府里出来的美妻艳妾。

西门庆的社会地位，当时纯述庶民阶层,但他妻妾的装束和有身份的公侯妻妾类似,这显然公开触犯了明代法律。

在封建社会,官员之妻、之母享有和丈夫、儿子相匹配的品级,她们的官服称为“冠服”。一般由真红大袖衫、深青色褙子、彩绣霞披、珠玉金风冠、金绣花纹履等组成。

在服饰颜色上《明史·舆服制》规定:“自一品至五品,衣色随夫用紫。六品、七品,衣色随夫用绯。”

在质地上规定:“一品至五品,丝绫罗;六品至九品,绫罗绸绢。霞披、褙字皆深青缎。”

而佩戴的首饰也有区别:一、二品命妇为“金玉珠翠”,三、四品命妇为“金珠翠”,五品命妇为“金翠”,六、七、八品命妇为“金银镀间珠”。

西门庆由一介平民骤升为山东理刑副千户,是在第30回以后。且不说众妻妾服饰的颜色和质地早在他做官以前就逾越了法律,在第41回春梅向西门庆讨衣服时,西门庆说“你们都有各人的衣服首饰、珠翠花朵。”

可见在西门庆家,连受宠的丫头春梅的佩戴都超过了三、四品命妇。

在第43回吴月娘与乔太太会亲时:“腰束金镶宝石闹妆。”闹妆,是以众宝杂缀而成的带饰,始见于唐，宋代被作为朝廷赐物来佩用。

吴月娘的闹妆显然超出了五品命妇的级别。

《明史·舆服制》规定:

“(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景泰四年今锦衣卫指挥侍卫者,得衣麒麟。……(正德)十三年……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蝉,四品麒麟。”

在第40回西门庆给众妻妾裁衣时，裁了“兽朝麒麟补子缎袍儿”及“麒麟补子袄儿“给吴月娘，第43回因结亲会见乔太太时，吴月娘身穿“大红五彩遍地锦百兽朝麒麟缎子通袖袍儿”,这种麒麟纹样，乃明代官宦中业高的公侯及驸马才有权穿的,最低也是四品官。

西门庆仅为五品官,但其妻却越礼逾制，身穿麒麟补子缎袄。

《明史 · 舆服制》对文武官员冠帽上的带有明确规定:

“文武官常服，洪武三年定:凡常朝视事以鸟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其带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四品素金、五品银及花、六品七品素银、八品九品乌角。”

西门庆因为送蔡京重礼得了山东理刑副千户的官职后，一面使人做官服，一面“又叫了许多匠人,钉了七八条,都是四指宽,玲珑云母,犀角鹤顶红,玳瑁鱼骨香带。”

据《明史·职官》规定:

明初……又改置各卫亲军指挥使司,投指挥使,正三品,同指挥史；从三品副使,正四品,经历,正七品,知事,从八品,照磨,正九品,千户所正千户,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镇抚,百户,正六品。

按照法律规定理刑副千户是五品官,五品官帽子上的带应为银及花,但他却戴上了二品官才能佩戴的花犀,公然地置明代法律于不顾。

飞鱼,是明代高级官员公服的一种,类似蟒龙补子纹样。飞鱼又名文鳐鱼，据《太平御览》引《林邑国记》所载,飞鱼是一种具有神奇功能的鱼。

明代服制规定,飞鱼与蟒、斗牛衣一样,均为赐服,如正德十三年“赐群际大红贮丝罗纱各一，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六七品虎彪。“

规定一般官民作得穿用运头纹样。(《明史·舆服志服制三》）但在第71回何太监送四门庆一件飞鱼绿绒警衣，他回家后堂而皇之地穿了起来，“伯爵灯下看见西门庆白绫袄子上，罩着青段五彩飞鱼蟒衣，张牙舞爪,头角峥嵘,扬须鼓髭,金碧掩映,盘在身上，唬了一跳。”

接着极口夸奖:“此是哥的先兆,到明日高转,做到都督上,何愁玉带蟒衣?何况飞鱼,越过界儿去了!"

西门庆敢穿飞鱼蟒衣,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连一向拍马逢迎的应伯爵都被吓住了。

明末之后,社会风气大变,服饰僭越情况越演越烈。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对明末服饰僭越的风气做过描述:

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袭用袍带,固天下通弊,京师则极异矣。

至贱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其妇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披文绣,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靡不有之。且乘坐肩舆,揭帘露面,与阁部公卿,交错于康逵。

前驱既不呵止,大老亦不诘责。真天地间大灾孽![3]

原本区分身份地位的服饰现在连出身低贱的女性出门都肆意僭越，路人非但不以为奇,反而熟视无睹置若罔闻。

原本为命妇礼服的大红,到了明末,却演变为“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裹衣不华。”【4】

面对社会暗涌的这种越礼逾制的巨变,沈德符不能理解,惊呼为“真天地间大灾孽”!

西门庆集暴发的商人、恶霸、官僚为一身,家中妻妾成群,奴仆蚁集,拥有五个店铺近十万巨资,所以,他及他的亲眷最有经济条件迎合和反映明代奢靡淫逸的社会风气,越礼逾制的美欲追求也最容易在他们家得以反映。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已步入封建社会的末期。维系千年的封建体制已经趋向没落,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新的生产关系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变革,它首先在智学领域向传统理学提出抗议。

王艮认为“百姓日用即道”【5】，强调百姓日用的合理性。他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其学说具有很强的平民性。他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为失”【6】。

肯定个人价值,否定程朱理学的“天理”之“道”。

李贽的哲学思想集中反映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们的思想变化,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标志着古代儒家文化的断裂和近代意识的觉醒。

他反对程朱理学。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7】。李贽与之对立,指出“人伦物理"不在圣人的经典著作中,而在人的"穿衣吃饭”中: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8】。

“人欲即天理”,“好货”、“好色”是“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童心”,即人欲。他直截了当地说:“以身为市者,自当有为之货,固不得以圣人而为市井病”【9】。

他认为人欲是正当的,人的自然欲望、物质欲望是人生的目的:

“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10】

李贽主张的“好货”,就是兴工商以图利,追求物质财富;主张的“好色”,就是肯定情欲的价值,赞成情爱的自由解放。

在宋明理学看来,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尊严,个人的幸福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有安置在某一秩序中才有意义。而李贽认为人的世俗日常生活、人的感性欢乐和感性欲求本身就是人的道德生活。

李贽肯定个人的生存权力和价值,其本质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1】。

汤显祖步其踵武,拉出了“至情说”的大旗,塑造了一个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杜丽娘形象以与道学的禁欲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

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说:

“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12】。

冯梦龙更是一个“情圣”。他说:“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

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情的产物,为此他写了大量的作品去颂扬人之真情,目的是“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序山歌》)

这些进步思潮,汇成一股反对程朱理学的滚滚洪流,闪烁着人性本真的光辉。

他们肯定人的本能欲望,代表了新兴市民的要求,具有思想解放的积极意义。

《金瓶梅》表面上写的是宋代,实际上写的是明末。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思想界人性思潮的影响,从明朝中期开始社会上从乡村到城市,就普遍存在着追华逐丽、贪图享乐、竞相比富的奢靡之风。

“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13】。

当时的地方县志记载:

“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侵淫,靡焉勿振”【14】

“迩来竟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态异,而重侠少年,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椎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15】。

郓城,是距清河县不远的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风气变化人欲追求尚且如此,社会的上层或繁华的城市,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城市风尚的演变，始作俑者往往是作为城市居民上层的富家大户讲究奢华。在晚明,就是豪门贵室,导奢导淫’。住所必由绣户雕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之间,水陆珍馐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至不惜以金银作溺器”【16】。

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说过“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

《金瓶梅》是时代的产物，中晚明时期以西门庆一家为代表的新兴市民越礼逾制的美欲追求及世风之变，恰好是思想界启蒙运动以及这种启蒙运动导致的人欲横流的负面影响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

明代中期以后在思想界兴起的启蒙思想和越礼逾制的社会思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波及到整个社会，受封建礼教约束稍微松弛的商人家庭容易有条件领时代之先,她们在服饰上突破了“皆有定制”的封建规范,追求生活的奢侈绮靡，在道德上也容易出现与时尚相一致的新变。

西门庆作为一个集人、官僚和地痞流氓于一身的“混血儿”,除了经商赚钱、放债获利,为官受贿方式赚钱之外,还娶了孟玉楼和李瓶儿两个富孀,给他带来一大笔钱财,使他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他不仅花巨资增设了花园豪宅，而且竟奢比侈、挥金如土、互尚荒淫。

他对女人世界的占有、对男性权力世界的攫取主要是靠衣物服饰或金钱礼品来进行交易的。

不仅是西门庆的妻妾奴婢,其他跟西门庆有染的女人们的服饰也多价格昂贵、质料非凡,她们一方面是想展示西门庆的财富、争美固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奢华淫逸之风已经弥漫了整个社会,“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17】，

西门庆更是为了炫耀自己无所和在的超常能力及志得意满的成功因子,用其咄咄逼人、喷涌而出的人欲追求向传统的儒家礼教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

自《金瓶梅》问世以来,认为此书有深刻寓意的,历代都不乏其人。

弄珠客《序》曰:“作者亦自有意”。

廿公《跋》谓之:“盖有所刺也。"

崇祯本的评注者一再规劝读者对这部寓意丰富的奇书“莫作闲话”看待,最权威的评点家张竹坡不厌其烦地提醒人们不要被此书的表面文字“瞒过”。

紫髯狂客在《豆棚闲话》的卷末总评中也说,像《金瓶梅》这类书,要从“夹缝”中体会其高妙。

这些都说明《金瓶梅》的确有着深刻的寓意所指。

荣格认为:伟大的艺术家通过原型创造可以使读者“把他正在寻求表达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到永恒的王国之中，他把个人的命运纳入人类的命运，并在我们身上唤起那些时时激励着人类危险、熬过漫漫之夜的亲切的力量”【18】。

《金瓶梅)不仅是一部奇书，更是一部伟大的时代寓言。书中描写的西门庆之家无疑是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朝代的社会历史真面貌。

它由西门庆的一家而波及到了“天下国家”,从而反映了整个时代的风尚和社会的流变。

他们通过服饰上越礼逾制的人欲追求,体现着社会上新兴的市民阶层、新的价值观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和否定,为腐朽的封建统治秩序敲响了丧钟,并加速了封建末世的溃败和灭亡,为一个符合人性的崭新时代的到来划过一丝精神的霓裳艳影。

注释:

[1]《后汉书》卷 29.《舆服上》。

[2] [清] 叶梦珠《阅世编》卷8.《冠服》,第175页。

[3]《万历野获编》卷五.《动成》第147页。

[4] 《阅世编》卷八.冠服》,第180页。

[5] 王艮《心斋王先生全集》.《语录》。

[6] 王艮《心斋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

[7] 黎靖德編《朱子语类》卷十二.中华书局 1986年版。

[8] [明]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

[9]《焚书》卷二.《论交难》。

[10] [明]李贽《焚书》卷一.《答邓明府》。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443 页。

[12] 徐朔方校点《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

[13] [明]张瀚《松窗梦语》。

[14] 《博平县志》。

[15] 《郓城县志》卷七.《风俗》。

[16]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期。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日年版。

[18] 《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 载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101-102页。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从明清到现代家族小说流变研究》科研成果之一,项目批号为07JD751001)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英才学院、天津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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