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寿江

九月的绩溪，山色如洗，云影徘徊。薄雾轻笼着徽岭深处的村落，青瓦白墙在晨光中若隐若现，仿佛一幅未干的水墨长卷。

我们踏着微凉的石板路走进这片被群山环抱的土地，脚步不自觉地放慢——这里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古徽州一隅，更是文化血脉的源头之一。而在这片土地上，有三个名字如星子般闪烁于历史长河：龙川胡氏、胡适、胡雪岩。他们皆姓“胡”，皆出自绩溪，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他们的故事，是家族的记忆，也是时代的缩影；他们的根脉，深植于这方水土的人文肌理之中。

绩溪之名，始于唐代。绩溪历史上属于徽州文化圈，是徽州府(地区)其中的一个县，1988年1月才划入宣城地区(市)管辖。《元和郡县志》载：“因县东有绩溪，取其义以为名。”这条名为“绩溪”的小河，蜿蜒穿城而过，滋养了两岸稻田与人家。它不宽，也不长，却像一条银线，串起了千年的文明珠玉。这里的山，是黄山余脉，层峦叠嶂，松风竹韵；这里的水，清冽甘甜，润物无声。正是这般山水相依的地貌，孕育出一种既坚韧又灵动的文化气质——外柔内刚，守正出奇。而这，恰与“三胡”之精神暗合。

要谈绩溪胡姓之起源，必先溯至龙川。龙川村，位于登源河畔，形似船舟，背倚龙须山，面朝笔架峰，风水极佳。据《龙川胡氏宗谱》记载，胡氏始祖为东晋散骑常侍胡焱。公元317年，胡焱随晋元帝南渡，任新安郡太守，后见龙川山水秀丽、民风淳厚，遂举家迁居于此，定居于“胡里”之地，自此开基立业，成为绩溪胡姓之鼻祖。

胡焱并非显赫世家出身，但他以清廉勤政闻名，尤重教育子弟。他在龙川设私塾，延请名师，教化乡里。其子孙谨守家训：“忠孝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一传统延续数百年，使龙川胡氏逐渐发展为徽州望族。唐宋之际，胡氏族人屡中科第，官至刺史、知府者不乏其人。至明代，更出了尚书胡富、少保胡宗宪等朝廷重臣，声名赫赫。

胡宗宪，字汝贞，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东南七省军务，主持抗倭大计。他知人善任，提拔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运筹帷幄，终使东南沿海得以安宁。然而功高震主，晚年遭诬陷下狱，含冤而逝。直到万历初年才获平反，追谥“襄懋”。今日龙川村仍存“奕世尚书坊”，双柱三楼式石牌坊巍然矗立，雕刻精美，气势恢宏，为明代徽派建筑之典范，亦是胡氏荣耀的历史见证。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锦涛同志祖籍也在此地，给龙川胡锦上添花，更是绩溪人骄傲。

行走在龙川古村，脚下是被岁月磨得光滑的青石板，两旁是马头墙高耸的老宅。一户人家门前挂着红灯笼，门楣上写着“耕读传家”四字。一位老人坐在门槛上晒太阳，见我驻足拍照，笑着招呼：“你是来看胡家老屋的吧？”我说是。“我们都是胡宗宪的后代哩。”他语气平淡，却透着一股深沉的自豪。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家族传承，并非仅存于族谱与碑文之中，更流淌在日常言语与生活气息之间。

从龙川出发，沿着登源河逆流而上，便是上庄。这里是另一个胡姓支系的发源地——现代学者胡适的故乡。如果说龙川胡氏代表的是仕宦世家的传统辉煌，那么上庄胡氏则象征着近代思想启蒙的破晓之光。

关于上庄胡，同行的绩溪县融媒体中心汪先生告诉我，上庄胡是李改胡。据考证，胡适所在的绩溪上庄村胡氏家族确实存在“李改胡”的传说，即其祖上曾是唐朝李氏皇族后裔。根据族谱记载，唐昭宗李晔的第十子李昌翼（字昌翼）在黄巢之乱期间被朱温追杀，其父胡三公（宫廷近侍）为避祸将其改姓胡，并隐居徽州婺源考水（今属江西）。李昌翼后裔迁至安徽绩溪龙井村（今上庄村），形成“明经胡氏”支脉。 ‌

要说上庄胡杰出代表人物当属胡适。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其父胡传（铁花），曾任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在甲午战败后忧愤病逝。胡适幼年丧父，由母亲冯顺弟抚养成人。这位出身农家却极具远见的女性，坚持让儿子接受良好教育，甚至不惜借贷供其求学。她在胡适日记中写道：“吾儿若成材，不负我十年苦心。”

1904年，十三岁的胡适离开绩溪，踏上求知之路。他先后就读于上海梅溪学堂、中国公学，后赴美留学，入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深受实用主义哲学影响。归国后任教北京大学，倡导白话文运动，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漫步上庄村口，一座白墙黛瓦的小院静静伫立，门额上题“胡适故居”四字。院内陈设简朴，书桌、床榻、油灯皆依原样布置。墙上挂着青年胡适的照片，目光清澈，神情坚定。旁边展柜里陈列着他早年用过的课本、手稿复印件，其中一页《文学改良刍议》草稿尤为引人注目。那是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的文章，首次系统提出“八不主义”，吹响了白话文革命的号角。

有趣的是，尽管胡适一生致力于打破旧礼教束缚，但他对家乡的情感始终温厚。他曾多次在文章中回忆绩溪的山水与童年生活：“我在山野间长大，听惯了樵歌牧笛，也学会了辨认各种草木虫鱼。”他还特别提到家乡的“开口绿茶”，称其清香扑鼻，“一杯在手，尘虑尽消”。这种对乡土的眷恋，与其理性冷峻的学术形象形成微妙对照，令人动容。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虽出身徽商家庭背景，但他本人并未经商。真正将“胡”姓推向商业巅峰的，是另一位来自绩溪的传奇人物——胡雪岩。

胡雪岩，名光墉，字雪岩，本非生于绩溪县城，而是出生于绩溪乡下的湖里村，距龙川不过数十里。他出身贫寒，少年失怙，曾为钱庄学徒，凭借聪敏机变、善于交际，逐步积累资本，最终创办“阜康钱庄”，成为晚清最著名的红顶商人。

所谓“红顶商人”，是指既有商业巨富身份，又被朝廷授予官职者。胡雪岩因资助左宗棠西征平叛、筹措军饷有功，被赏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戴红顶戴，穿黄马褂，一时权倾朝野。他的产业遍及金融、丝绸、药材等领域，尤以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号最为著名。该药店至今仍在营业，匾额为其亲笔所题，“戒欺”二字悬于厅堂，成为百年商训。

然而盛极而衰。随着左宗棠去世，朝中靠山崩塌，加之洋行竞争加剧、资金链断裂，阜康钱庄于1883年倒闭，胡雪岩被革职查办，家产抄没，两年后郁郁而终。一代豪商，终归黄土。

我在绩溪县城寻访胡雪岩遗迹时，发现并无太多实物留存。当地人谈起他，语气复杂：有人敬佩其白手起家的胆识，也有人惋惜其晚节不保。但不可否认的是，胡雪岩的成功，深深植根于徽商文化传统之中。

徽商，又称“徽州帮”，兴起于南宋，鼎盛于明清。由于徽州地狭人稠，“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男孩小小年纪便外出谋生，足迹遍布全国。他们以“贾而好儒”著称，一边经商，一边重视教育，讲究诚信经营，提倡“以义取利”。胡雪岩正是这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曾言：“生意做得越大，越要讲信用；钱财来得越快，越要守规矩。”这与胡庆余堂“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的经营理念一脉相承。

站在绩溪博物馆的徽商展区前，我凝视着一幅清代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徽商活动的城市：扬州、汉口、上海、北京……这些点连成线，织成网，勾勒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轮廓。而在那无数姓胡的名字中，总有几个来自绩溪，带着登源河水的湿润气息，走向远方。

于是我想：龙川胡、上庄胡、湖里胡，虽同姓，却分流而行——一支入仕途，执掌天下兵戈；一支执笔墨，唤醒民族心智；一支掌财货，搅动时代风云。他们像是三条支流，在不同的历史河道中奔涌向前，却又共同汇入中华文明的大江大河。

而这三条河流的源头，都在绩溪的青山绿水之间。

秋天的登源河泛着金光，两岸稻谷成熟，空气中弥漫着谷香与桂花香。我坐在河边一块岩石上，看几只白鹭掠过水面，远处农夫牵牛归村，暮色渐起。此刻的绩溪，宁静得如同千年之前。

可我知道，这份宁静之下，藏着惊涛骇浪般的历史回响。胡焱种下的那棵家族之树，历经风雨，早已枝繁叶茂。它的根，扎在泥土里；它的叶，伸向天空中。

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写道：“我是安徽徽州人。”短短一句，饱含深情。他没有说“我是中国人”，也没有说“我是北大人”，而是选择了那个最原始的身份标签——籍贯。因为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一个人的精神坐标，终究锚定在出生的那片土地上。

同样，当我们谈论胡雪岩的成败、胡宗宪的忠奸、胡适的是非时，也不能脱离绩溪这一地理与文化语境。这里的宗法制度塑造了家族凝聚力，这里的书院教育培养了人文素养，这里的山水环境熏陶了审美情趣。正是这一切，共同锻造了“三胡”的人格底色。

如今的绩溪，已不再是闭塞山乡。高铁通达，公路纵横，游客纷至沓来。龙川成了5A景区，胡适故居迎来络绎不绝的访客，胡庆余堂的药材依然畅销南北。但真正的文化遗产，不在旅游手册上，而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里。

晚饭时分，与我同桌的绩溪文友胡老师，自称是胡开文墨庄后人。席间谈起祖先，他说：“我家祖上做墨，讲究‘轻胶十万杵’，一丝都不能马虎。现在我也开店，哪怕一碗豆腐汤，也要用本地黄豆，自家发酵，绝不偷工减料。”我点头称是。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戒欺”？

夜深了，我住在一家徽派云居酒店民宿里。窗外月光洒在马头墙上，宛如旧时纸砚间的墨痕。我翻开带来的《龙川胡氏宗谱》影印本，指尖滑过那些泛黄的字迹：“凡我子孙，务宜敦伦睦族，勤学修身……”

忽然明白：所谓姓氏起源，不仅是血缘的追溯，更是价值的传承。胡姓之所以能在绩溪绵延千年，不仅因为人丁兴旺，更因那一份代代相承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探访绩溪，尽管是第二次，却让我流连忘返。寻三胡之迹，实则是寻找一种精神的源头。它不在庙堂之高，亦不在江湖之远，而在山水之间，在人心深处，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坚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