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末年，临安的小巷子总是热闹，吆喝、卖艺、对对子，什么新鲜事儿都离不开市井。你说，世上怕就怕遇到个“对不上”的日子，更怕遇到个一肚子话说不出口的人。咱们今儿个唠的，就是一个写在对联里的女人心事。

大多数人都知道过年贴春联，红纸黑字，一贴就觉得年味儿出来了。谁家今年添了丁、谁家娶了媳妇、谁家老大考中榜眼，这都有专门的对联，有的喜气洋洋，有的冷清素淡。可对联到底怎么来的，能当成咱老百姓的心头肉，这事儿还得追溯到乱世年头。五代十国那阵，桃符还流行，那桃木条子上画的、写的，全是求平安的吉兆。可后来，读书人讲究排场，总想来点文绉绉的新法子，把桃符改良，摇身一变，成了对联。自那以后，文人风骨里，多了一弯春水。再后来，朱元璋一敲定，过年都得贴春联，这规矩就在中国人心里扎了根。

可是回头说妙趣横生的对联啊，光是字句对得齐，不够看。得有日子的滋味，有人物的唏嘘。北宋的时候，临安有户人家，门前没什么风水宝地，宅子小，炊烟淡。户主姓武，大家伙叫他武大郎，做炊饼的小买卖人。家里头还有个媳妇，名字听起来像花一样：潘金莲。她呢，从小命苦，早早没了娘，家里又穷得揭不开锅，亲爹一狠心，就把她卖了。想她也曾盼过好日子，说不准梦里想象的丈夫高马大、温柔体贴，结果一睁眼，成了武大郎的媳妇。

说老实话，武大郎模样确实不占便宜，一米五都不到，人又厚道，嗓门小，跟这“潘花儿”站一块，总让人觉得格格不入。可武大郎疼老婆那是出了名的。干活再累，总想着攒点零钱给潘金莲改善伙食。吃馒头也要省出来一只鸡蛋给老婆补身子。可惜，女人心底的小算盘呀，哪里那么容易满意？潘金莲常常拧着个眉，脸上写满了不屑。那炊饼一口没吃完，就摔碗丢箸。屋里气氛，不欢而散。

当然，日子就是这样，哪有那么多意料之外，不过就是谁忍着谁惯着。武大郎有时嘴上笑着，心里空落落的，晚上睡了也常常叹气。偶尔有一天，生了小嫌隙：那天他卖了一上午炊饼，胳膊都快抬不起来，想着早点回家歇歇。谁知道回到门口，敲了半天门，就是没人搭理。他心里头纳闷，这大白天还锁门，这家当是临街的，总得留个心眼儿。

等了半天才开门，潘金莲屋里衣衫不太整，眼神也飘。武大郎鼻子灵，偏又不敢多问。楼上传来一阵脚步声，这事儿要搁平常人家，八成要闹一场。可武大郎呢，就那么搁着，问也问了，话也咽下去。他倒没指望潘金莲有啥解释，可谁知道，潘金莲脸皮薄又嘴快，反倒先把话怼上了：“谁说白天我就不能锁门？”一句话堵得武大郎没了脾气。

有人说夫妻之间，有时候不是缺话，而是说什么都像隔着帘子。潘金莲逃避，武大郎心里明镜儿似的，却偏偏拎不清怎么痛快说出来。那天潘金莲来的兴致，拿对联消遣人：“家穷人丑，一米四九。”说白了，拿自家男人涮着玩。多数男人听了，八成脸色就绿了，可武大郎不急不恼，反倒对出来一句：“妻美心善，二十七八。”嘴角含着点苦中作乐，那调子让人听不出是真心还是自嘲。

话到了这儿，那种酸涩的滋味，才从字缝里溢出来。潘金莲一下就红了脸。也许是知道自己说重了，也许是被这份“捧杀”弄得不自在。你说她心里有没有一丝愧疚？或许有，也或许只是那种被戳穿的小心思难堪罢了。

其实，生活里像潘金莲这样的女人不少。她们精明、细腻、脾气古怪，可心里那点温柔总给自己留着，很少给枕边人。人常说夫妻本是同林鸟，锐气耗光，剩下的就是你忍我让。可人心隔肚皮，有时候一个对联，就是一场无声的角力。你觉得说中了要害，他却不以为意，反手一句捧你到云端。外人瞧着有趣，当事人，未必能笑得出来。

临安街坊有时候也多事，爱议论。“武大嫂，看着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可谁又想到，一句调侃，一个对联，恰好露了软肋，也泄了无奈。不只潘金莲，武大郎也是无声胜有声。很多年后，人们还拿这段说事，觉得滑稽。可在那个冬天的黄昏，门口的余晖照着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武大郎站在门槛里，潘金莲捋头发移开了视线，大约都各自有话，却都不讲明白。

这故事没有什么痛快解药。有人说潘金莲是薄情，也有人怜她身世，讲究公道的，说：日子如此，她能不苦么？可日子终归得自己过，一个上联引来的尴尬，也许最后都会归于寻常。对联嘛，本就是写给别人看的，哪怕暗藏刀枪，也得有个好收拾的台阶。

留白处最耐人寻味。假如当日她说：“家贫难耐人冷。”武大郎若还能回一记温和的下联——是不是后来一切都不同了？咱们只能猜。这人与人的局促、惋惜与不甘，终究融进那些小小的字眼里，被千百个在老屋中贴春联的家庭反复咀嚼。

谁说只有过年的对联才有味？其实静下来，每个人心里的上下联，往往才最难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