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蒸鸡蛋

——回忆我的母亲

杨梅子

近日，丈夫出差去了外地，儿子也开学回了学校。我独自享受这片刻的宁静，十分惬意。只是每到饭点便有些不知所措，一个人的饭，做复杂了，懒得做，简单了，有点太糊弄身体。

某天清晨，从河边散步回来，心想着做个什么样的早餐营养又可口。做鸡蛋羹吧！于是，照着当年母亲教会我的方法开始操作——锅里烧上水，碗里打鸡蛋搅匀，兑三倍开水，放适当的盐和几滴食用油再搅匀，放到已开锅的蒸蓖上。

不大会儿，带着香味的热气从锅盖四周的缝隙挤出来，袅袅娜娜……恍惚间，思绪渐渐飞去了遥远的地方——那个很久远的年代。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家住在兵团十师181团工一连的分据点－－老砖窑。我父母都是分配到这里的职工，父亲在小学当老师，母亲是窑场工人。平日里父亲教学，母亲在砖场干活。

母亲回到家里也是一刻也不得闲，做饭，洗衣，做衣服，做鞋子。

1983年，母亲48岁，在181团砖窑老房子前

父母和我们七个孩子住的是一间大概三十平米的土坯房。屋里由小土块打的一面火墙将房间分成两个小间，每间两个床。父母和哥哥住一间，另一间稍微大点，右面是我和姐姐妹妹们六人的两张床，左面是做饭用的锅台、案板和水缸。家里的贫困和热闹可想而知。

由于历史原因，那时小家小户是绝不允许私自养殖种植，所有供给都是公家按人头分配定量的，家家都过的捉襟见肘。我家人口众多，定量分到的物资根本不够，馍馍和咸菜几乎成了主食。

后来有一年终于允许种菜养鸡了。

一个春季的星期天，父母带领着我们去开垦菜园子。能干动活的挖地，最小的妹妹趴在地上抓蚂蚁玩。父亲头戴鸭舌帽，身穿中山装，胸前别着三支闪亮的钢笔，手里提着一壶茶，在地头指挥了一通，就坐在大树荫凉处，端着茶杯一边饮茶一边监督着妻儿们的务工质量。踫到路过的熟人就开始扯闲篇，一会儿聊到国家大方针政策，一会儿又说到他的孩子们不省心，都不是读书的料，讲到他当年在海洲读师范就是学霸了，文革时又是如何坚强不屈，将生死度外，而当下却只能蜗居在此，脸上露出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神情。

这时候的母亲低着头默默地奋力用铁掀翻着土地。一锹一锹沉重瓷实的泥土，在母亲瘦弱的身前，开出朵朵松软的土花花，汗水顺着她乌黑的发丝和消瘦苍白的面颊，颗颗落下，衣衫也被汗水湿透了，仍不肯休息一下。

快到午饭时，父亲对着母亲说，回家去做饭吧！我带着孩子们再翻一会儿地。母亲便带着姐姐拍打着身上的泥土，边走边望着父亲说，今天做蒸鸡蛋吧，娃娃们都累了。父亲没有反对，算是默许。家里的鸡蛋多数用来招待客人和父亲晚餐的下酒菜的。

我们高兴极了，妈妈做的蒸鸡蛋羹特别好吃，距离上次什么时候吃的，都有点记不清了。那年月，鸡蛋是多么珍贵啊！

好不容易熬到父亲下达了收工的指示，我们又累又饿，两腿发软，却百米赛跑终点冲刺一般奔回家。

小饭桌上摆放着一大碗蒸鸡蛋羹，白色的鸡蛋羹上，漂着一层油泼葱花，香喷喷的。旁边一盘家里的常用咸菜，还有刚刚出锅的又大又鲜的热馒头。

大家洗了手围坐在饭桌前，一人一把小勺。我们家吃菜有个讲究，每个人只能吃自己跟前的那部分，谁坏了规矩会挨父亲骂的。我用小勺子沿着盆边顺一勺子蛋羹，爽口嫩滑，葱香扑鼻。母亲不时地提醒我们小心烫嘴，她自己只吃了两三口，便说胃不太服舒，不能多吃鸡蛋，低头吃起馍馍咸菜。不一会儿功夫，一大碗蒸鸡蛋见了底。

我和小妹一边用馍馍蘸着蛋汤，一边问母亲，什么时候还能再做鸡蛋羹？母亲用手绢给小妹擦着嘴说，下次还蒸，我追问下次是几时，母亲说你们好好拔野菜喂鸡，鸡蛋攒多了就可以做，我们欢呼着出了家门，仿佛已看到下次吃蛋羹的情景。

母亲的菜园子（1991年）

时间飞逝，转眼我们都长大了，都有了自己的生活，父母也渐渐变得苍老了。每次我们回家看望双亲，母亲就会赶紧忙乎着拿出家里各种好吃的，高兴得满脸皱纹像菊花一般盛开，有妈在，家是永远的守候。

当我为人母时，母亲又手把手教会了我做蒸鸡蛋羹。母亲说，小孩子吃了，又营养，又好消化。我记得母亲说她胃不好，不能多吃的呀！这一刻，我深情地拥抱了妈妈，抚摸她那布满老茧的手，泪如泉涌，竟然说不出一句话！

似水流年的岁月匆匆奔到了2020年2月29日，八十五岁的母亲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她深深爱着的大家庭。

我端出蒸好的鸡蛋羹，坐到桌边。像小时候一样，用小勺顺着碗边，轻掬一勺送入嘴里，此时却索然无味，那无比美味的爽口嫩滑，香喷喷的鸡蛋羹，已随着母亲的离去，悄悄消失在了人间！

杨梅子

杨梅子，60后，从小在181团砖窑长大，现工作单位和小家庭在阿勒泰市。

补注：年岁渐长，喜欢回忆，在随风建的这个家乡公众号上推送过两文，正准备下一篇题目《沙枣树》，主要是写我的父亲杨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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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80寿辰的全家福 2015.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