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疯了？一个人去中国？”我妈把防狼喷雾塞进我行李箱时，手都在抖。
哥本哈根机场里，我抱着那只被塞满警报器的背包，像要去打仗。

——三天后，我在北京地铁里用支付宝买了瓶矿泉水，旁边的大爷笑着教我把手机倒过来扫，说“这样更快”。那一刻，我耳机里还循环着丹麦电台的警告：小心被“偷”。真讽刺。

故宫人挤人，可队伍拐弯都有志愿者打手势，地上的黄色一米线比我学校食堂的还整齐。
我在午门自拍，背后两个东北大姐主动帮我举反光板，嘴里喊着“姑娘别闭眼，再来一张！”——这“危险”挺暖。

高铁开到上海，时速300公里，窗外农田像绿色胶片倒带。
我发视频给爸妈，他们只问：“玻璃结实吗？”我干脆把硬币立在窗沿，8分钟没倒，丹麦群里安静了。

夜里11点，我在新天地路边摊买烤冷面，老板娘听出口音，多给我加了肠，还坚持教我说“老铁双击666”。
旁边小桌两个男生用TikTok给我放北欧黑金属，笑到打滚——原来“被文化输出”是这种感觉。

最破防的是成都熊猫基地。
饲养员说，每只熊猫的便便都要称重记录，“软便硬便颜色对比表”贴在墙上，比我在哥本哈根医院的体检报告还详细。
那一刻，我想到家里报纸写的“中国不重视动物”，真想剪下来贴他脸上。

临回国前，我在外滩把最后一张现金换成奶茶，店员找给我的是一只小黄鸭橡皮，说“拿好， Denmark friend”。
现在它躺在我公寓钥匙旁，每次开门都提醒我：
偏见像旧羽绒服，看着厚，一戳就漏羽绒。
要还信媒体里的“中国”，才真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