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禁忌，是命不好；有些禁忌，是被活生生捏出来的。狗肉上不了正席这事，说轻点是风俗问题，说重了，那是一段活埋的文化史。

你现在去问一个年轻人：“狗肉为啥不能吃？”十有八九给你来一句：“脏、恶心、不吉利。”但你要再追问一句：“你这观念是哪来的？”就卡壳了。没人说得出个所以然——只知道“这东西不能摆上桌”，仿佛天生如此。但翻开老账本你就会发现：狗肉不是被味觉淘汰的，是被权力按着头打进冷宫的。

最开始，它可是“上宾”。

你没听错，在周朝，狗肉是堂而皇之地摆进“御席八珍”的。你要是家里人做了大礼祭祖，不上点犬肉，那是叫“不敬”。《礼记》记得清清楚楚——专人饲养，专人宰杀，连怎么切、怎么煮、祭完几时吃，都有流程。吃狗肉那叫“遵礼”，不是“野食”。

汉朝时候更离谱。樊哙，刘邦的老兄弟，不光是卖狗肉的，还靠狗肉刀法成了功臣。鸿门宴那场戏，演了几千遍了，但谁还记得他出身就是沛县街头切“鼋汁狗肉”的？那可是当年贵族打着灯笼来排队买的名菜，热得很。

马王堆汉墓里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和烹饪简牍里，也都写着狗肉怎么入药，怎么“红煮热羹”，清清楚楚。这说明啥？不是谁都看不上它，而是它既能上庙堂，也能进药房，是能救命的肉。你说它“低贱”？你再翻文献看看。

可惜，风向说变就变。

到了北方民族进驻中原，狗的角色就有点变味了。他们骑马打猎，狗是“战友”，哪舍得杀？再加上南方佛教崛起，僧人提倡“众生平等”，杀狗成了“罪业”。可这些影响还算温吞，并不彻底。

直到宋徽宗那一封狗屁不通的“属狗折子”送上了龙案，才真把狗肉这口锅盖死了。

1102年，徽宗刚登基。有人想拍马屁，拍到神兽那去了。范致虚这个小官，递了个折子说：“皇上属狗，狗是本命神兽，食之不祥，宜禁。”听到这你是不是以为，这种话皇帝最多笑笑？偏偏赵佶不笑，他信。

这位宋徽宗，什么都信，风水、玄学、图腾、炼丹，样样沾。他不但信了，还亲自下诏：“禁屠犬，违者流放三千里。”

你以为就是不许吃？错了。是你吃一口，官府拉你一家上路。

当时开封全城都傻了。你以为狗肉只是市井小吃？不，那是大户人家的桌子也会上。屠夫、摊贩、饭馆，全靠它糊口。现在一纸禁令下来，一夜之间成了犯法。学子不干了，上书怼回去：“那神宗属鼠，是不是也该禁猫？”可说归说，皇帝当面不吭声，转身就加派人手，专门抓吃狗的。

你知道“挂羊头卖狗肉”这成语哪来的？就是这阵子。狗肉铺子不敢明卖，招牌写“羊肉馆”，但热汤一端，肉味一出，懂的自然懂。

但懂有用吗？没用。这锅汤，你喝一口，说不定邻居就举报你。有地方官为了邀功抓人，不看你桌上有没有狗肉，就看你嘴角沾没沾油星。沾了？那就是“食狗未赦”，一板子打下去先说。

最惨的是这场运动没有期限。徽宗信得是真，干得也狠。连城隍庙前都立了“犬神碑”，谁动狗，谁就是不敬神明。

从这一天起，狗肉从“祭天之首”掉成“暗巷黑货”。你说它真的有什么“罪过”？不，它只是挡了风水的道，被一句“皇上属狗”给绑票了。

可你以为这就完了？清朝才是真正一锤定音。

传说里，努尔哈赤被追兵围困，是条黄狗趴在冰上给他开了一条路。还有乌鸦盘旋遮天替他遮身。他信了，也定了规矩：满族子孙，不许吃狗，也不许吃乌鸦。问题是，这叫家训，不叫国法。

可清朝入关后，这规矩硬生生变成了法律。《大清律例》明确写着，汉民私下宰狗，宴请食犬者，轻者打板子，重者发配。你不是满人你也得听。

你不听？那就别怪他们动“文化的刀”。经书里把狗肉写成“秽肉”“浊气”，庙会里的狗供被换成猪羊，连族谱都删掉“犬羹”这道菜。你写狗肉的，都得提防哪天被指“怀念前朝”。

连满汉全席都对狗肉避而不提。一桌108道菜，鸡鸭鱼鹅样样上，就是没狗。不是忘了，是不敢写。那是一种态度——这肉，我们不认。

年节一到，地方衙门开始“闻汤识菜”。谁家锅里香得不对，就被“请去喝茶”。很多人家门口贴着“本宅素食，不煮犬羹”八个字。你说人真信了狗肉不吉利吗？未必。可谁敢赌？

清朝这一通操作，把几千年的饮食记忆割断了。没人敢吃，没人敢写，没人敢传。你现在去查菜谱，那些叫“红汤羹”“香片肉”的，很可能就是狗肉换名的影子。但只要没人确认，它就慢慢从主桌上彻底消失了。

到了现代，法律和舆论又来补刀。《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里，狗不再是“可食用家畜”。深圳干脆写死：犬类不得作为食品资源。这意味着你吃不吃是其次，合法性都没了。

可广西玉林的狗肉节还在。热热闹闹，每年如期。有的人举着“传统”的旗子上街，有的人举着“尊重生命”的牌子堵门。谁对谁错，说到底都没谈透一个问题：我们为啥突然不能吃狗了？

不是因为狗长得可怜，不是因为我们觉悟了，是因为那一道又一道的禁令、那一层又一层的恐惧，把它从桌上抹掉了。

你今天说它“脏”，是因为没人告诉你它当年是“八珍”；你说它“罪过”，是因为没人提徽宗一纸谕令换来十万人遭殃；你说它“不吉利”，是因为你只听到了清律的惩戒，却没读过一份市井的遗憾。

这不是狗的问题，是我们记忆的问题。

它曾是御前供品，曾是逃荒救命的肉羹，也曾因一封拍马奏折，换来一家老小的流放命运。如今被禁、被删、被淡忘的，不止是一种食物，更是一段史无前例的“食物禁史”。

狗肉冤不冤？你得回头看看，谁在决定你能吃什么，谁在改写你敢吃什么。我们嘴里吃的是肉，脑子里装的却是权力留下的印象。

这一桌饭，狗肉是下不来了。但至少，这个锅，它不该一个人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