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夫妇在钟期光墓前留影

说起来，人生有些遗憾，是走到白发苍苍才突然冒出来的。清明节临近，又是一个为故人扫墓的日子。张震和马龄松坐上南下的火车，两人衣着整洁，神情带着些许严肃和不容轻忽——八十多岁的他们，说不定这趟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友。可谁能想到，到了墓前，张震的心思竟不是单纯的怀念，反而多了股说不上来的不满。这情绪从他眉头里钻出来，整个人绕着墓碑走了两圈，愣是一句话都没说。

马龄松看在眼里，自然是忍不住住嘴。“到底怎么了？”在外人看来，她这算是家常的一句关心，可对张震来说，却是鼓足了勇气开口。他指着墓碑，蹙着眉毛，好像一口气没顺过来，“墓碑上，少了一个人。这凌奔，也是钟期光一生的伴侣，也该在这里。”

张震这几句话，其实不仅是给墓碑的，也是给多年情分的。外人可能不知道，他和钟期光的来往，可不是普通的同事那么简单。说是共患难的战友，那是一次次的生死边缘，一起熬过来的。年龄差不多，都是湖南平江人。碰头，是缘分；并肩，是命运。你想，这些年大家混在革命队伍里，谁身后没有点故事？可到了扫墓的时候，莫名就容易戳到软肋——有时候，是名字的问题；有时候，是忘记的问题。

老钟，大家都叫他钟期光。生在1909年，湖南的土孩子。说出来蛮唏嘘的：17岁跟着红军混，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早早走上不归路”。他一路搞政治工作，干部长、主任、政委，一直到高级军校、科学院，什么位置都见过。可听说，三十七个行政职务，干了三十五个“副职”，几乎没正面领过队。他就乐意做别人背后的二把手，辅助陈毅、刘伯承、叶剑英、粟裕这些大人物。钟家那些孩子，后来谈起爸爸，都是唏嘘，”他不是那种喜欢往前冲的主儿。”甚至好几年，外面的赞誉都说他“以实干家赢得敬重”。你要说图名图利，那可真不是他的路数。

如果说别人的成绩，常常是大张旗鼓写在史书里的，钟期光的大半都是在别人光环下面默默添砖加瓦，说龙套也不冤。张震很看重他，说起来都是大伙子一起熬出来的军队岁月。粟裕也是老领导，私下跟人嘀咕：“政治工作都是他顶的。”不带虚的。用他的话说，“很实际，很实在。”战场上的人，最怕的就是花架子，可钟期光绝不来这一套。

在北京，熟悉钟期光的工作人员都记着：这人其实没什么官腔，跟大家伙聊天都是家常话。有时候小兵遇上难处，他就掏工资帮一把，没二话。也奇怪，那些年物资紧张，他还常常帮底下人。感情丰富，人也憨厚，大家都愿意亲近他。到1991年那年春天，钟期光终于走了，人都说“善人没福”，其实更多的是那份淡然。

死后的事儿，钟期光早就自己盘算好了。想安葬在江苏——那是当年打仗的地方。结果找墓地又是一堆麻烦，他的孩子们转来转去，最后路过溧阳。地方书记杨大伟请他们吃饭，聊着聊着就说起墓地的事。“溧阳不挺好？离南京近，又是你父亲当年转战过的地方，还有纪念馆。”这话说得自然，晚饭一吃完，杨大伟直接带他们去看了西山烈士陵园。地方不错，风水、环境、管理都合心思。钟家人一眼相中，“就这儿吧，父亲在这里有归属感。”

其实还有另一个人，不能忘的，就是凌奔。她是钟期光的夫人，比他早几年走了。在陵园里，两人合葬在一起，算是生死同穴。只不过，墓碑上只刻了钟期光的名字，凌奔却没写上。你说这种事，换个人可能一笑了之，可在张震心里，怎么都过不去。

那天扫墓，张震看了两圈，越看越生气。本来来都是怀念战友的，可名字没齐，就像有块石头卡心口。最后，实在忍不住，把陵园管理员喊过来。“凌奔的名字呢？也是老同志啊！”其实大家听了都明白，这不是较真，是尊重。凌奔当年才十八岁就进了新四军，入伍还不到两个月就成了党员。做的事，也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夫人”。组织、宣传、武装、建党建政……你说哪个工作不危险？据说她好几次就是命悬一线，能活下来，也算命硬。

咱们中国人讲究“功过分明”，逝者也该讲个公平。张震扫完墓，心里肯定憋着话。这世上的很多事啊，谁对谁错、谁功谁过，表面上看着明了，回头一琢磨，却总有漏网之鱼。这个墓碑，算是个提醒——叫人记住，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名字，很多时候才是真正撑起了岁月的人。

后来陵园管理人员自然把名字补回去了。但这个小小的细节，背后藏着多少故事？其实没人讲得清。有人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只有经历过风雨的人才明白，这些名字，是一辈子的共苦。

张震走出烈士陵园，天色已经暗下来，马龄松扶着他，路上没再多说什么。人这一生啊，谁能想到最后萦绕心头的，竟是墓碑上的几个字。我们常说，铭记历史，其实很多时候记住的是人的小心思、小温柔——也是一种温暖吧？而那些被遗漏的名字，是不是也该在某处被温柔地记上一笔，哪怕是清明一束花、一句闲话？这一点，倒没人能给个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