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5万的荒地：骆锦星的深圳“傻子局”

“花500多万买一块荒地，真是个傻子！”

1987年的一个闷热午后，深圳第一次公开拍地，场子里挤得肩碰肩。有人擦着汗、有人吹着凉风，大家都盯着那块还没影的“未来”。骆锦星坐在中间，不起眼的一身浅色衬衫，牌子握在手里，指节有点发白——每一次举牌，都是在给别人递话柄：傻不傻？

这不是他第一次被人叫“傻子”。但在深圳这座城市里，很多“傻子”，最后都变成了笑到最后的人。

时间拨回去。1934年，广东惠州，一个普通人家的婴儿降生，家人给他取名骆锦星——有点野心的名字。十五岁那年，他抱着“想为国家干点事”的念头考进了军校。青春期的男孩哪有不想上前线的？但他分到的是后勤通讯，戴着耳机、对着电台，听着密密麻麻的电码，把战场上最急最冷的消息往后传。坦白讲，他心里也有不服气——谁不想冲锋陷阵？可他很快学会在噼里啪啦的电流声里稳定自己的呼吸，明白电波是另一种枪。那段日子里，他记住的不光是频率表，还有同袍的名字、夜里灯光下的影子、纸张被翻动的声音。

战争停了，他脱下军装，去邮电系统上班，刚开始就是一个普通职员。每天接触的，是邮戳、报表，还有一沓一沓的来往文件。最初的日子，没什么戏剧性。就是一个人在办公桌前坐久了，手指都记住了纸张的温度。一步步做事，慢慢升到了副局长。没有突如其来的欢呼，也没有大场面的授章，是那种很“单位”的成长路径：耐得住寂寞，熬得住流程。

而1979年，深圳撤县设市的消息像一阵风，横扫广东。很多人以为是个地理变化，其实是时代的闸门。骆锦星在广东工作，突然接到调令：去深圳，房管局副局长。说实话，他看着纸上那几个字是愣的——房子、土地、城市建设，通通没摸过。那时候去深圳可不是去享受海风，是真正去开荒。朋友私下劝他：“不行就跟领导说，换个岗位？”他也去表达过顾虑，怕耽误。他不是逞强的人。但那会儿人才缺口太大，谁也不敢说“没有你也行”。他咬了咬牙，去了。

深圳刚起步，地上泥水混着灰尘，楼层长得像雨后竹笋。房子一栋一栋起来，背后是一堆堆不懂就问、不懂就学的夜晚。他开始跟不同的人争论：到底是先把工厂引进来，解决就业？还是把房地产商请进来，让城市的骨架先立起来？主流观点偏前者，毕竟饭碗是硬事。骆锦星却觉得，房子、道路、地块像城市的经络，先把它们疏通了，人和产业才有地方落脚。他这个看法不迎合，甚至有点“反潮流”。在会场上，他讲得不快，像是在跟时间赛跑。

然后就到了1987那场拍地。中国头一次公开拍土地，窗外阳光亮得刺眼。起拍价摆在那里，两百万；每一次加价只有五块钱，听着像闹着玩，其实每一次举牌都在试探一种规则。叫价一路往上，现场有点像赌桌——没人想第一个停手。冲到三百九十万的时候，他停了一秒，举了牌，四百万。心里其实是打鼓的，掌心已经出了汗，他还在要自己淡定。对手继续加，他再跟。有人在后排小声嘟囔：“神经病。”最后定格在五百二十五万。落槌那一刻，掌声和冷笑都夹在一起。

拍完地，骆锦星没让那块地在抽屉里放凉。他立刻去找香港的开发商——那时的“合作”，比现在多了几分冒险。跨个小小的口岸，规则和习惯就换了一套。能不能把这一块荒地变成楼盘，还是问号。他很清楚这条路是自己拍板的，风险他要扛。他在会议室里摆出自己的盘算：价格、节奏、配套、销售。没多久，项目开盘的那天，东边的天还没亮，排队的人已经拐了弯。五千人，队伍从售楼处门口一直拉到马路口。每平米一千六，售楼小姐嗓子也喊哑了，房子不到一小时售罄。有人说这就是“风口”，有人说是运气，骆锦星那天只是在后面站着，看着那条队伍慢慢缩短，心里松了一口长气。这一单净赚四百万，它不是故事的全部，但它让人愿意相信：荒地会长房子，房子会长成城市。

你可能觉得深圳天生拼劲足，其实它也有先天不足。罗湖这个地方，靠着香港，位置得天独厚；但地势低，逢雨就泡，老百姓嘴里叫它“落湖”。要不要花大力气治水？怎么治？一连串问题摆在桌子上。骆锦星有一次穿了双胶靴，踩着泥去看地形，回来之后提出一个听起来有点任性的方法：“把山挖了，土往低处填。”这四个字后来被人记成“移山填湖”。说起来轻巧，动起来是实打实的工程。1980年年底，机器开始轰鸣，罗湖山一点点被削掉。九十万立方米的山体，换成了一百三十万立方米的土，洼地被垫平，低处抬高了四米多的地方有不少，平均海拔抬上去一点多米。雨季再来，路面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片水光，居民笑着说“落湖”这名字该退休了。

靠一口气把地填平还不够，城市要长肌肉，钱就是血。当时罗湖的一个小区，从零点八平方公里的设想长到一一点一平方公里，总投入三亿——这数字放在今天看不吓人，放在当年是个硬疙瘩。钱从哪里来？财政卡着，银行也不可能随意投。骆锦星开始琢磨土地的“第二层用法”：不买卖土地本身，但使用权能不能和资金挂上钩？这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土地使用费。那时的法律对土地的说法非常严，很多人听到“收费”就摇头，说这不合规。晚上，他翻着书，想着怎么在“不能买卖”的框架里找到路。他不是要去撞墙，而是试图在墙上找门。

他把想法往上报，没唱高调，摊开具体的方案：按照一个比例把楼做高一点，土地按每平方米一定的费用来算，签合同时付一半，剩下的在房子卖出去的时候补齐。这个点子，既保证资金往项目里来，也让开发商有回旋余地。最终，罗湖一次性把五块地的使用权租出去，资金像一股活水，往工程里涌。东湖丽苑，就这样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品房小区。它不是一个完美的作品，但它给了后来者一个清晰的路标：城市的肌理，可以靠规则和胆识一起织。

回过头看，1987年那场拍地的数字像符号：五百二十五万、起拍两百万、一次加五块钱、每平米一千六……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段呼吸、一场争论和一把汗。很多年后，当年的房价涨到了五万出头一平米，大家喜欢用“眼光”两个字来评价。可如果你把故事只归结为“眼光”，就会忽略那些夜里按着太阳穴做方案的时刻，忽略了他在会议上被人盯着问“你负责吗”的压力。深圳的成功，有风口，有红利，也有一群人愿意把“第一步”踩在自己的肩上。

有人问，骆锦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认识他本人，只能沿着那些事件去猜。他可能不是一个爱说漂亮话的人，更像是那种把“靠谱”二字当成工作方法的人。年轻时的电台训练，让他知道信息的重要，后来管城市，让他知道规则的重量。冲在前线和坐在后勤的悖论，最后融合成他在深圳做事的方式：少点虚头，敢担责。

“花500多万买一块荒地，真是个傻子！”这句挤兑，在他当时的语境里，一点不稀奇。城市早期，谁都谨慎。可历史有时候就喜欢捉弄谨慎——它把机会封存在一些不被看好的选择里。骆锦星那次举牌，是把自己的名誉押在一块黄土上。后来深圳的高楼一座座立起来，很多人把那天的“傻子”改口叫“先行者”。标签换来换去，其实同一个人。

故事写到这里，不用给个圆满。人的命运从来不是直线，城市也一样。那块荒地今天值多少？它早已不是当年的荒地，数字再漂亮，也只是折线图上的点。更有意思的是，在每一代人的选择里，那点“傻劲儿”是否还在——敢把手里的牌举起来，敢承认自己可能被笑一阵，也敢走进一个没人走过的路口。这种劲儿，深圳需要，很多地方也需要。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