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印着密密麻麻铅字的报纸，在我手里抖得像秋风里的最后一片枯叶。

上面的一个数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眼睛生疼。

十五年了，我几乎已经忘了那张被我塞在工具箱最底层，沾满了木屑和机油味儿的薄纸片。它像一个沉入水底的梦，无声无息，直到今天，被这张报纸猛地一下，给拽出了水面。

我叫李为民，一个和木头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木匠。我这双手，能把一块平平无奇的木料，变成一张结实的桌子，一把光滑的椅子，可我这双眼，却看不透人心，更看不透这飞速变化的时势。

尤其是十五年前，我的老伙计陈朝晖，那个满嘴跑火车，眼里总是闪着光的家伙，拉着我站在深圳那个小渔村的海边，指着一片荒草滩，唾沫横飞地跟我说：“为民，信我一次，将来这里，寸土寸金！”

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只觉得，南海的风，把他的脑子给吹糊涂了。

第1章 尘封的木屑与南海的风

1982年的夏天，广州的空气里总是飘着一股粘稠的湿热，混杂着珠江水汽和工厂烟囱里排出的煤灰味儿。

我在广州第一木材厂的车间里，赤着膀子，汗水顺着脊梁沟往下淌，手里的刨子却稳得很。木花像卷起的浪，一片片翻飞，空气里弥漫着松木好闻的清香。这是我最熟悉、最安心的味道。

师父常说，我们木匠，靠的是手上的准头和心里的规矩。一是一，二是二，来不得半点虚的。

我信这句话，就像信每天太阳都会从东边升起来一样。

所以，当陈朝晖找到我，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车间外那棵大榕树下时，我心里是犯嘀咕的。

朝晖和我从小一个大院里长大，他脑子活，嘴巴甜，不像我，锯嘴葫芦一个，半天打不出个闷屁。他早几年就“下海”了，不在厂里领那份死工资，倒腾一些电子表、喇叭裤，在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工人眼里，他就是个“投机倒把”的。

“为民，跟你说个天大的好事！”他压低了声音，眼睛亮得像两个小灯泡，“跟我去一趟深圳。”

“深圳？”我皱了皱眉，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把脸，“去那儿干嘛？听说就是个小渔村，乱糟糟的。”

“哎，你这就老土了不是？”朝晖拍了下我的胳膊，“那叫特区！是风口！懂不懂？我在那边跑了几个月，看准了一块地，就在海边上。现在便宜得跟白捡一样，咱们把它买下来，放个几年，肯定能翻大跟头！”

我听得云里雾里，手里的刨子还带着木头的余温。

“买地？朝晖，你是不是发烧了？咱们工人，有房子住，有班上，买那荒郊野地的干嘛？再说了，我哪有那闲钱。”

“钱不多！”他伸出六根手指头，“就这个数，六百块！我这边凑了一半，你出另一半，咱俩一人一半。为民，这可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六百块！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是我和媳妇淑芬攒了好几年的家底，准备给儿子将来娶媳妇用的。每一分钱，都带着我们俩的汗味儿。

我摇了摇头，像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这事儿太悬了。我得跟淑芬商量。”

“跟嫂子商量，那还能有戏？”朝晖急了，“她比你还稳当。为民，咱俩多少年的交情了？我还能坑你？你就听我一句劝，这机会错过了，拍大腿都来不及！”

他的话像小石子，一颗颗投进我平静的心湖，激起一圈圈涟漪。

改变命运。

这四个字，对我们这些一辈子都能望到头的工人来说，太有诱惑力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身边的淑芬睡得正香。我看着天花板上昏黄的灯光映出的斑驳，心里像有两只手在拔河。

一边是安稳踏实的日子，是木材厂熟悉的机器轰鸣声，是淑芬热在锅里的饭菜。

另一边，是朝晖口中那个充满无限可能的“风口”，是那个我从未去过的、叫深圳的小渔村。

第二天，我还没拿定主意，朝晖就直接杀到了我家。他提着两瓶罐头，一包点心，笑得比谁都亲切。

淑芬端上茶水，客气地招呼着。

朝晖三言两语就把来意说了，淑芬的脸色，跟我预想的一样，当时就沉了下来。

“朝晖啊，不是嫂子不信你。”淑芬把茶杯往桌上轻轻一放，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为民他就是个木匠，一辈子跟木头打交道，实在。你们说的那些，什么特区，什么买地，我们听不懂，也不敢想。那六百块钱，是我们家的底，动不得。”

朝晖碰了个软钉子，脸上有点挂不住，求助似的看着我。

我低着头，抠着桌子边上的一个小豁口，不敢看淑"芬的眼睛。

“嫂子，话不能这么说。”朝晖不死心，继续游说，“现在政策好了，鼓励大家自己干。守着那点死工资，能有什么出息？为民手艺这么好，将来自己开个家具铺子，不比在厂里强？”

“开铺子也得一步一步来。”淑芬寸步不让，“把钱扔到那荒地里，水花都听不见一个，那不是瞎胡闹嘛。”

气氛一下子僵住了。

最后，还是我开了口，声音干巴巴的：“朝晖，这事儿……要不就算了吧。”

陈朝晖看着我，眼神里有失望，有不解，还有一丝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他站起身，什么也没说，提着他的东西，重重地带上门走了。

听着那“砰”的一声，我的心也跟着颤了一下。

我感觉，我可能不只是关上了一扇门，也关上了我和他之间的一些东西。

第2章 六百块钱的“赌局”

朝晖走了之后，家里安静得可怕。

淑芬没再说什么，默默地收拾碗筷，但我能感觉到她心里是松了口气的。

我心里却堵得慌，像塞了一团湿棉花。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朝晖临走时那个眼神。我们是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兄弟，他有好事第一个想到我，我却因为胆小，因为那六百块钱，当面拒绝了他。

这算什么兄弟？

一连几天，我都魂不守舍的。车间里，刨子好几次差点推到手上。师父看我状态不对，把我叫到一边，递给我一支烟。

“为民，有心事？”

我接过烟，点上，猛吸了一口，烟雾呛得我直咳嗽。“师父，没什么。”

“还嘴硬。”老师傅吐了个烟圈，“你那点心思，都写在脸上了。是不是为了陈朝晖那事儿？”

厂里就这么大，一点风吹草动，传得比风还快。

我没吱声，算是默认了。

师父拍了拍我的肩膀：“为民啊，你是个好木匠，踏实，肯干。但人这一辈子，不能光低头拉车，也得抬头看看路。朝晖那小子是野了点，可他看东西，有时候比咱们准。”

师父的话，像一把小锤子，轻轻敲在我心上最软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喝了点酒。就着一盘花生米，我跟淑芬把心里的纠结都倒了出来。

“淑芬，我知道你担心。我也怕，怕那钱打了水漂。可我更怕……更怕以后后悔。”我端着酒杯，手有点抖，“我怕将来朝晖真的发了财，不是我眼红他，是我没脸再见他。人家拿你当兄弟，你却在关键时候掉了链子。”

淑芬看着我，眼睛里情绪很复杂。她是个传统的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求的，就是个安稳。

“为民，”她叹了口气，“我不是不让你去，我是怕你被人骗了。陈朝晖那个人，从小就鬼点子多。”

“他不会骗我的。”我脱口而出，语气很肯定。

我们俩就这么对视着，沉默了很久。最后，淑芬从里屋拿出一个用手帕包得整整齐齐的小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票子，有大团结，也有五块的，两块的。

“这是六百三十八块。”她把钱推到我面前，“家里的全部家当，都在这儿了。你要是真想好了，就拿去。成了，是咱家运气好。要是不成……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

我看着那沓票子，眼眶一下子就热了。我知道，她这是把整个家，把她对我全部的信任，都交到了我手上。

我紧紧攥着那包钱，心里沉甸甸的。这已经不是六百块钱了，这是我和淑芬的半辈子，是我们的未来。

第二天，我揣着钱，找到了陈朝晖。他正蹲在家门口的台阶上抽闷烟，看见我，愣了一下。

我把那个布包递给他：“朝晖，我跟你去。”

他先是惊讶，然后脸上绽开一个大大的笑容，一拳捶在我胸口：“好小子！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

那一刻，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坐上去深圳的汽车，一路颠簸。车窗外的景物从熟悉的城市，慢慢变成了大片的农田和荒地。空气里的味道，也从煤灰味，变成了带着咸腥味的海风。

深圳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野”。到处是工地，尘土飞扬，推土机的轰鸣声不绝于耳。除了几条像样的马路，很多地方都还是黄土路。

朝晖领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他看中的那块地。

那地方，离海不远，能听到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但眼前，除了一片及膝高的杂草，和几块零星散落的石头，什么都没有。远处，有几个戴着斗笠的渔民在撒网。

“就这？”我有点傻眼。

“就这！”朝货指着这片荒草滩，意气风发，“为民，你别看它现在不起眼。你闻闻这风，都是机会的味道！政府的文件都下来了，这里以后要建成大马路，旁边还要盖高楼！”

我听不懂什么文件，什么高楼。我只看到，我的六百块钱，就要变成眼前这一堆没人要的野草了。

签协议的过程很简单，在一个临时搭的棚子里，对方是一个晒得黝黑的村干部。一张简单的手写协议，盖上村委会的公章，就算完事了。

我把那六百块钱，一张张数给对方。我的手心全是汗。

拿到那张被称为“地契”的薄纸时，我感觉它轻飘飘的，好像随时都会被海风吹走。

回去的路上，朝晖兴奋地说个不停，规划着未来。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里空落落的。

回到家，我没敢跟淑芬说那地方有多荒凉。我把那张纸，用油纸小心地包好，塞进了我那个大工具箱的最底层，压在锯子、斧子、墨斗的下面。

我希望，那些沉重的工具，能把它压住，也把我心里那份不安，一起压住。

从此，我再也没主动提起过这件事。

就当是，花六百块钱，买了一个兄弟的情义，也买了一个不敢去触碰的梦。

第3章 渐行渐远的影子

日子像我刨木头时飞出的木花，一卷一卷地，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许多。

买了地之后，我和陈朝晖的联系，似乎一下子又回到了从前。他还是那个他，隔三差五就来我家蹭顿饭，跟淑芬贫几句嘴，跟我吹嘘他在深圳的见闻。

他说那边一天一个样，高楼像雨后的春笋一样往外冒。他说他倒腾的电子产品，转手就能翻一倍。他说得眉飞色舞，我听得半信半疑。

淑芬每次都一边给他添饭，一边念叨：“朝晖啊，在外面闯，要注意身体，别净想些歪门邪道。”

朝晖总是嘿嘿一笑：“嫂子放心，我走的是康庄大道！”

但慢慢地，他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从一个星期来一次，变成一个月来一次，再到后来，几个月也见不到人影。

我们之间的联系，变成了偶尔的一封信，或者一通要转好几次线才能接通的长途电话。

电话里，他的声音总是很嘈杂，背景里有机器的轰鸣，有听不懂的方言。他说他开了个小厂子，忙得脚不沾地。

“为民，你那边怎么样？厂里还行吧？”他总是会问一句。

“老样子。”我总是这么回答。

确实是老样子。我的生活，就像我车间里那台老旧的砂轮机，每天都在固定的轨道上，发出同样频率的声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儿子上了小学，又上了中学。我从青年工人，变成了老师傅，鬓角也添了些白头发。手上的老茧，又厚了一层。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突然想起深圳那块地。我会悄悄打开工具箱，借着月光，看看那个被油纸包着的小纸包。它静静地躺在那里，被岁月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黄色。

我不知道它现在怎么样了。是盖起了高楼，还是依然荒草丛生？

朝晖也很少再提那块地。我们俩像是达成了一种默契，谁也不去触碰那个话题。

我猜，他可能也觉得那笔买卖做亏了，不好意思再跟我提。

我心里，反而有些释然。亏了就亏了吧，至少，我没伤了兄弟的情分。

80年代末，有一年春节，朝晖回来了。

他开着一辆黑色的轿车，在我们那个老旧的家属院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穿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手上戴着一块金表。

他不再是那个满嘴跑火车的毛头小子了，举手投足间，有了一股子“老板”的派头。

他给我们家带来了彩电，冰箱，都是当时最新潮的玩意儿。淑芬嘴上说着“太破费了”，脸上的笑容却藏不住。

那顿年夜饭，吃得却有些别扭。

他跟我们聊的，都是什么“股份”、“融资”、“市场前景”。那些词，像另一个世界的东西，我们听不懂，也插不上嘴。

我只能闷头喝酒。

他好像也察觉到了什么，话锋一转，问我：“为民，厂里效益怎么样？没想过出来自己干？”

我摇摇头：“我就会这点木匠活，离了厂，我能干啥。”

“你的手艺，到哪儿都饿不着！”他给我倒满酒，“你要是愿意，来深圳帮我。我那边厂子正缺个管生产的，你来，我给你开的工资，比厂里高三倍！”

我愣住了。

淑芬也停下了筷子，看着我。

去深圳？离开这个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离开我熟悉的木材厂，去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我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拒绝。

“朝晖，谢谢你的好意。”我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我这人，恋旧。离了这儿，我怕不习惯。”

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就像很多年前，我第一次拒绝他时一样。

“行吧。”他没再劝，“人各有志。你觉得安稳就好。”

那顿饭后，我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更远了。

我们像是两棵被种在不同土壤里的树。他那棵，被种在了深圳那片充满阳光雨露的沃土里，拼命地向上生长，枝繁叶茂。而我这棵，还扎根在广州这片熟悉的、却也日渐贫瘠的土地上，生长得缓慢而固执。

我们都能看到彼此，却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枝叶交缠。

第4章 下岗潮里的木匠

九十年代的风，吹得人格外地冷。

“改革”、“减员增效”、“下岗待业”，这些以前只在报纸上看到的词，一夜之间，就吹进了我们木材厂的每一个角落。

人心惶惶。

大家干活都没了以前那股劲儿，凑在一起，说的都是谁谁谁可能要被“优化”了。

我总觉得，这事儿离我很远。我手艺好，是厂里的技术骨干，拿过好几次生产标兵。厂子再怎么减员，也减不到我头上吧？

我太天真了。

时代要淘汰你的时候，连声招呼都不会打。

厂里引进了几条德国来的全自动生产线，那些冰冷的机器，一天干的活，比我们一个车间的老师傅一个星期干的还多，还标准。

我们这些靠着一把尺子、一把刨子吃饭的老木匠，突然之间，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名单公布的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

车间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泡了杯茶，跟我拉了半天家常，从我刚进厂的愣头青模样，一直说到我带出了多少徒弟。

最后，他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推到我面前。

“为民，对不住了。”

我的名字，就在那张表的中间，那么刺眼。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办公室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

淑芬看我脸色不对，什么都明白了。她没哭也没闹，只是默默地走进厨房，给我下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

“吃饭吧。”她说，“天塌不下来。”

我端着碗，看着碗里那两个圆圆的荷包蛋，眼泪，毫无征兆地就掉了下来。

四十多岁的人了，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我把最好的年华都给了那个地方。我以为，我会一直干到退休。没想到，最后是这么个体面的“被离开”。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

我一个大男人，每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淑芬为了补贴家用，去给人做钟点工，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我心里难受，想出去找点活干。可外面那些新兴的家具厂，要么嫌我年纪大，要么嫌我不会用那些新式的电脑机器。我这一身引以为傲的手艺，仿佛一夜之间，就成了没用的东西。

我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脾气也越来越暴躁。

有一次，儿子考试没考好，我借着酒劲，把他狠狠骂了一顿。淑芬护着儿子，跟我吵了起来。

“李为民，你冲孩子发什么火！你有本事，出去挣钱去啊！”

她的话，像一把刀子，狠狠地扎在我心上。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抄起桌上的酒瓶，摔门而出。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珠江边坐了很久。江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我看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看着对岸璀璨的灯火，觉得自己像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孤魂野鬼。

我想起了陈朝晖。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他的厂子，应该开得很大了吧。

我摸了摸口袋，想给他打个电话。可号码拨到一半，我又挂断了。

说什么呢？告诉他我下岗了，成了个没用的废物？向他求助，让他可怜我？

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这么做。

时间是把最钝的锉刀，慢慢地磨平了我的棱角，也磨掉了我的心气。

为了生活，我放下了所谓的“老师傅”的架子，开始在街边摆摊，帮街坊邻居修修补补，做点小家具。

生意不好不坏，挣的钱，勉强够一家人糊口。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

关于深圳，关于那块地，我更是想都不敢想了。那就像一个遥远的、带着点嘲讽意味的笑话。人家在时代的浪潮里乘风破浪，我却在岸边，被一个浪花拍得晕头转向。

我和陈朝晖，终究是活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第5章 一张泛黄的旧报纸

1997年的夏天，香港回归的消息铺天盖地。电视里，报纸上，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氛围。

我们家也添了点喜气，儿子考上了大学，虽然不是什么名牌，但好歹是个本科，将来毕业了，总不至于像我一样。

为了凑学费，淑芬把家里能翻的地方都翻了一遍。

那天下午，她正收拾我的那个大工具箱，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废铜烂铁能卖点钱。

“哎，为民，这是什么？”

她从工具箱最底下，拿出了那个被油纸包着的小纸包。油纸已经变得又黄又脆，上面沾满了黑乎乎的机油。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十五年了。

我走过去，接过那个纸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的那张“地契”，纸张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也有些模糊了，但那个红色的公章，依然鲜艳。

“就是当年……朝晖让你买的那块地？”淑芬凑过来看。

“嗯。”我应了一声，心里五味杂陈。

“也不知道那地方现在怎么样了。”淑芬感慨了一句，“朝晖也好多年没联系了。”

是啊，算起来，快七八年没见过面了。最后一次通信，还是他给我寄的一张贺年卡。

“一张废纸罢了。”我自嘲地笑了笑，准备把它重新塞回去。

就在这时，淑芬突然“咦”了一声，她从一堆旧报纸里，抽出一张《南方都市报》。这张报纸是前几天我收废品时，顺手拿回来垫桌角的。

“为民，你快看这个！”淑芬指着报纸中缝里一个豆腐块大小的版面，声音都有些变调了。

我凑过去，那是一个关于深圳市土地规划的新闻。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字，我看得眼花。

“看哪儿？”

“这儿！这儿！”淑芬的手指，点在一个地名上，“南山区，后海湾……这不就是你那张纸上写的地址吗？”

我心里一动，连忙拿起那张泛黄的纸，仔细核对。地址，一字不差。

我的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起来。

我顺着淑芬的手指往下看，那篇报道的末尾，提到了该区域目前的土地市场参考价。

后面的那一串“0”，像一排排小蝌蚪，在我眼前游来游去，看得我头晕目眩。

我揉了揉眼睛，凑近了，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数。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抖了起来。那张报纸，在我手里，发出了“哗啦啦”的声响，像秋风扫落叶。

“多……多少？”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颤，干涩得像是从沙子里挤出来的一样。

淑芬也懵了，她扶着桌子，嘴巴张得老大，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一把抢过报纸，冲到窗户边，借着外面明亮的光线，又看了一遍。

没错。

那个数字，像一个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了我的视网膜上。

六百万。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一记重锤狠狠砸中。天旋地转，眼前一黑，手里的报纸飘飘悠悠地落在了地上。

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了床上，淑芬和儿子都守在旁边，一脸的惊慌。

“爸，你醒了！”

“为民，你吓死我了！”

我挣扎着坐起来，脑子还是一片混沌。我看着他们，又看了看屋里熟悉的一切——那张我亲手做的八仙桌，那台朝晖送的、已经看了十多年的旧彩电。

一切都那么真实，又那么不真实。

“报纸……报纸呢？”我哑着嗓子问。

儿子把那张报纸递给我。

我又看了一遍那个数字。

六百万。

不是幻觉。

我呆呆地坐着，手里攥着那张报纸，和那张薄薄的地契。

一张纸，六百块。

另一张纸，六百万。

中间，隔着十五年的光阴。

这十五年里，我经历了下岗，经历了生活的窘迫，经历了人到中年的所有无奈和辛酸。我为了几块钱的修理费跟人磨破嘴皮，为了儿子的学费彻夜难眠。

而我一直以为的一张废纸，那个被我遗忘在工具箱底层的笑话，现在却告诉我，它可以改变我所有的一切。

这太荒唐了。

荒唐得让我只想大笑，却又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

“为民，这……这是真的吗？”淑芬的声音带着哭腔，她还是不敢相信。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必须去一趟深圳。

不为那六百万，只为弄清楚，这十五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6章 深圳，你好陌生

去深圳的火车上，我的心情比十五年前那次还要复杂。

上一次，是忐忑和不安。

这一次，是茫然和恍惚。

我靠在车窗边，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感觉自己像是在一个不真实的梦里。手里紧紧攥着那个帆布包，里面装着那张薄薄的地契，它现在像一块烧红的炭，烫得我手心发疼。

淑芬本来要跟我一起来，被我劝住了。家里不能没人，儿子马上要开学，也需要她照顾。

她给我煮了十几个鸡蛋，装在网兜里，千叮咛万嘱咐：“到了那边，先找个地方住下，别急。要是那报纸上说的是假的，咱也别往心里去，就当是去旅游了。钱没了，人不能有事。”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乱成一团麻。

火车一进深圳地界，我就被窗外的景象惊呆了。

高楼林立，道路宽阔，车水马龙。哪里还有半点十五年前那个尘土飞扬的小渔村的影子？

这根本就是两个世界。

下了火车，我站在宏伟的火车站广场上，看着周围行色匆匆、穿着时髦的人群，感觉自己像个从深山老林里刚出来的土包子，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工装，一个土气的帆布包，跟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我先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一晚上三十块钱，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

安顿好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地契上的地址，去找那块地。

我拿着一张地图，问了好几个人，转了好几趟公交车，才终于摸到了那个叫“后海湾”的地方。

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彻底傻了。

眼前，哪里还有什么荒草滩？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巨大工地，吊车的手臂在空中挥舞，搅拌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远处，几栋已经封顶的摩天大楼，在阳光下闪着玻璃的光芒。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从我脚下一直延伸到远方。

海风还是那个海风，带着咸腥的味道。

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一丝一毫我记忆中的样子了。

我像个傻子一样，在工地外面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圈，试图找到一点点过去的痕迹，哪怕是一块熟悉的石头。

什么都没有。

我走到一个在路边卖凉茶的老伯那里，要了一碗凉茶，跟他打听。

“阿伯，请问一下，这里以前……是不是一片荒地？”

老伯看了我一眼，笑了：“靓仔，你问的怕是十几年前的事咯。这里啊，早就变天啦！现在这地方，叫金融中心区，每一寸地，都比金子还贵！”

比金子还贵……

我手里的凉茶碗，差点没拿稳。

报纸上说的，是真的。

可地没了，变成了工地，我那张纸，还有用吗？

我心里更乱了。

当务之急，是找到陈朝晖。这一切，只有他能给我一个答案。

可我根本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十五年了，我们早就断了联系。我只知道他在深圳开了个厂，但深圳这么大，厂子成千上万，我上哪儿去找？

我在深圳街头，像个无头苍蝇一样，转了两天。

我去了工商局，想查查有没有他注册的公司。工作人员看了我一眼，问我公司的全称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只知道老板叫陈朝晖。对方摇摇头，说人名相同的人太多了，没法查。

我又去了电信局，想查查他的电话。结果也是一样。

两天下来，我腿都快走断了，心也一点点地往下沉。

深圳太大了，大到找一个人，就像大海捞针。

第三天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小旅馆，倒在床上，看着发霉的天花板，心里第一次涌起一股绝望。

也许，我该回家了。

就当是做了一场荒唐的梦。梦醒了，生活还得继续。

我翻了个身，准备睡觉。口袋里，一张皱巴巴的纸片掉了出来。是我来之前，淑芬塞给我的，上面写着我们家属院几个在深圳打工的年轻人的电话，说万一有事，可以找他们帮忙。

我本来没想过要联系他们。我一个长辈，怎么好意思去麻烦人家。

但现在，这成了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通了其中一个叫“阿强”的年轻人的电话。他是我们邻居老王家的儿子，在深圳一个电子厂打工。

电话接通了，我自报家门。阿强很惊讶，也非常热情。

“李叔？您怎么来深圳了？在哪儿呢？我马上去找您！”

我把旅馆的地址告诉了他。

半个多小时后，阿强就骑着一辆摩托车，风风火火地赶来了。他看到我住的地方，皱了皱眉：“李叔，您怎么住这种地方？走，我给您找个好点的酒店。”

我连忙拉住他，把我的来意，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

阿强听完，眼睛瞪得溜圆。

“六百万？李叔，您不是开玩笑吧？”

我苦笑着摇摇头。

他沉吟了半天，突然一拍大腿：“陈朝晖……这个名字我好像听我爸提过。他说，是您以前的老伙计，现在在深圳做红木家具生意，做得很大，是个大老板！”

红木家具！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知道他的厂在哪儿吗？”我急切地问。

“具体地址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公司的名字，叫‘晖记木艺’，在深圳很有名的！”阿强说，“我帮您查查！”

他拿出一部很新潮的、叫“手机”的东西，在上面按了一通，然后兴奋地对我说：“查到了！李叔！地址在宝安区，离这儿不远！”

那一刻，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冲上了头顶。

找到了。

终于，要找到他了。

第7章 推开那扇红木门

第二天一早，在阿强的带领下，我坐上了去宝安区的公交车。

我的心，一路都悬着。

十五年没见，他会变成什么样？他还会认我这个穷酸的老伙计吗？见了面，第一句话该说什么？

我的脑子里，像一团乱麻。

“晖记木艺”的厂区，比我想象的要气派得多。高大的门楼，门口两只威风凛凛的石狮子，里面是一栋漂亮的办公楼和一片巨大的厂房。

门口的保安，拦住了我们。

“请问找谁？”

“我找你们陈总，陈朝晖。”我说。

保安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里带着一丝怀疑：“有预约吗？”

“没有。你跟他说，我是他老家的朋友，我叫李为民。”

保安打了个内线电话，说了几句。过了一会儿，他放下电话，对我说：“陈总正在会客，请您在会客室稍等一下。”

他领着我，穿过一个种满了花草的院子，进了一间宽敞明亮的会客室。里面摆着一套厚重的红木家具，散发着好闻的木香。一个穿着旗袍的年轻姑娘，给我们倒了两杯茶。

我拘谨地坐在那张雕花的红木椅子上，感觉浑身不自在。这椅子，比我家那张八仙桌，不知要名贵多少倍。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手里的茶，从热变温，又从温变凉。我一口都没喝。

大概等了半个多"小时，门开了。

一个穿着白色中式短衫，身材微微发福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和气的微笑，但眼神里，却透着一股久经商场的精明和锐利。

他一进来，目光就落在了我身上。

我们四目相对。

那一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

他的笑容，慢慢地凝固在了脸上。眼神里，先是惊讶，然后是难以置信，最后，变成了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有激动，有愧疚，还有一丝久别重逢的欣喜。

“为……为民？”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朝晖。”我站了起来，嘴唇动了动，却发现嗓子干得说不出话来。

他快步走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手劲很大。

“真的是你！你怎么来了？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他上下打量着我，眼眶，竟然有些红了。

“我……我没有你的电话。”我老老实实地说。

他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松开我的手，转头对那个旗袍姑娘说：“你先出去吧。今天所有的会客，都给我推掉。”

姑娘点点头，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还体贴地带上了门。

会客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的沉默。

还是他先开了口，他亲自给我续上热茶，叹了口气：“为民，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我简单地说了说自己的情况，下岗，摆摊，儿子上大学。我说得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他静静地听着，眉头越皱越紧。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他问，“当年我让你来帮我，你是怎么说的？”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就是这臭脾气！”他一拳轻轻捶在桌子上，发出一声闷响，“死要面子活受罪！你把我当兄弟，就不该这么跟我见外！”

他的语气里，带着责备，更带着心疼。

我低着头，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次来，是为了那块地吧？”他话锋一转，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我点点头，从帆布包里，拿出了那张泛黄的地契，推到他面前。

他看着那张纸，眼神变得悠远，像是陷入了久远的回忆。

“我就知道，你总有一天会来的。”他喃喃地说，“我一直在等你。”

“等我？”我不解。

“是啊。”他拿起那张纸，轻轻地抚摸着，“为民，我对不住你。”

他告诉我，当年买下那块地后没几年，政府就出台了新的规划，要统一征收那片土地。因为手续不全，像我们这种私下交易的协议，根本得不到承认。

“那笔钱，算是打水漂了。我当时……没脸跟你说。我觉得是我把你坑了。”他看着我，满眼歉意，“后来我生意越做越大，也越来越忙，跟你联系就少了。我好几次想跟你提这事，给你补上那笔钱，可我又怕……怕你觉得我是在炫耀，是在可怜你。我知道你那脾气，宁可饿死，也不愿受人嗟来之施。”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那块压了十五年的石头，好像一下子被搬开了。

原来，是这样。

“那报纸上说的……”

“那是我后来用公司的名义，通过正规渠道，把那块地又买了回来。”他说，“价格，已经是天价了。我买回来，就是想给你一个交代。那块地，本来就该有你的一半。现在，它升值了，升值的钱，也该有你的一半。”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和一个存折，推到我面前。

“这是土地的评估报告，还有这个存折。六百万，是你应得的。密码是你生日。”

我看着那个存折，手，却怎么也伸不出去。

“朝晖，我不能要。”我摇摇头，“当年的六百块，我已经当是丢了。这钱，是你后来自己挣的，跟我没关系。”

“放屁！”他眼睛一瞪，“李为民，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是不是觉得我陈朝晖，是那种会独吞兄弟财产的人？这钱你要是不收下，就是不认我这个兄弟！”

他把存折，硬塞到我手里。

“拿着！这是你应得的！你儿子上大学，将来娶媳生子，哪样不要钱？你跟嫂子，也该享享清福了！”

我攥着那个小小的存折，感觉它有千斤重。

我看着眼前的陈朝晖，他不再是那个遥远的大老板，他又变回了当年那个跟我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兄弟。

十五年的隔阂，十五年的距离，在这一刻，仿佛都烟消云散了。

第8章 比地契更重的东西

我最终还是收下了那个存折。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收，那才是真的伤了朝晖的心。

那天中午，他没有带我去什么大酒店，而是把我领到了他工厂的食堂，我们俩，就要了两盘小菜，一瓶二锅头，像很多年前一样，对坐着，喝了起来。

酒过三巡，话也多了起来。

我们聊起了小时候一起掏鸟窝、下河摸鱼的糗事，聊起了厂里那些老师傅们的近况，谁退休了，谁抱孙子了，谁又不在了。

聊着聊着，我们俩的眼圈，都红了。

“为民，你知道吗？我这十几年，看着风光，其实累得像条狗。”他端着酒杯，眼神里满是疲惫，“商场上，尔虞我诈，没有一个真心朋友。有时候夜里醒过来，看着这偌大的厂房，心里空落落的。我最怀念的，还是当年在木材厂，咱们一群人，光着膀子，闻着木头香，一边干活一边扯淡的日子。”

我默默地听着，给他满上酒。

我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我在为生计发愁，他也在为事业奔波。我们走上了不同的路，却品尝着各自人生的苦。

“为民，以后有什么打算？”他问我。

我摇摇头：“还没想好。突然有了这么多钱，我……我有点懵。”

“别懵。”他笑了，“听我的。你那身手艺，别浪费了。现在的人，生活好了，都喜欢真材实料、手工打造的东西。你那手活儿，比我厂里那些所谓的大师傅，强多了。”

他的话，点醒了我。

是啊，我还有这身手艺。这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我一辈子的骄傲。无论什么时候，它都不该被丢掉。

“我想……我想开个小作坊。”我看着他说，“就做咱们以前那种老式的、榫卯结构的实木家具。不用什么机器，就用我这双手，一刨一凿地做。”

“好！”他一拍大腿，眼睛亮了，“这个好！这叫传承！钱不够，我投！地方你不用愁，我厂里给你腾一块地方出来！”

“不。”我摇了摇头，很坚定，“朝晖，钱，我已经拿了你的。作坊，我想自己来。就从最小的开始，慢慢做。这样，我心里踏实。”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欣慰地笑了。

“你还是那个李为民，一点没变。”

我在深圳待了一个星期。

朝晖带我看了那块地现在的样子，带我参观了他的工厂，也带我逛了深圳最繁华的街道。

临走前，他把我送到火车站。

“为民，以后常联系。别再像以前一样，一断就是十几年。”他拍着我的肩膀，郑重地说。

“一定。”我点点头。

火车缓缓开动，我看着窗外他不断挥手告别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人海里。我的眼眶，又一次湿润了。

回到广州，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但一切，又都变得不一样了。

我用那笔钱，在郊区租了个小院子，开起了我的“为民木艺”小作坊。

我没有买什么先进的机器，院子里，摆着的，还是我用了半辈子的那些老伙计——刨子、锯子、凿子、墨斗。

淑芬辞掉了钟点工的活，在作坊里帮我打打下手，给我做饭。儿子放假了，也会过来，跟着我学点木匠活。

我的作坊，不做那些样子货。我做的每一件家具，都用最好的木料，最传统的榫卯工艺，一板一眼，一丝不苟。

活儿不多，但找上门来的，都是真正懂行的人。他们说，在我做的家具上，能看到“匠心”。

我喜欢这个词。

有时候，朝晖会特意从深圳开车过来，看我做活。他会搬个小马扎，坐在我旁边，一看就是一下午。他什么也不说，就是静静地看着，闻着空气里熟悉的木屑香。

阳光透过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洒下斑驳的光影。我和他，一个在埋头做活，一个在静静看着，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在木材厂车间的那个夏天。

我手里攥着那张六百万的存折，也攥着我心爱的刨子。

前者，给了我生活的底气。

后者，给了我生命的意义。

我常常会想，如果十五年前，我没有拿出那六百块钱，现在会是怎样？

也许，我依然在街边摆着小摊，为几块钱的修理费，跟人争得面红耳赤。我和朝晖，可能也早已成了陌路人。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一步之差，天壤之别。

但现在，我看着院子里忙碌的淑芬，看着刨花在我手中翻飞，闻着这让我安心了一辈子的木香，我觉得无比的踏实。

那张地契，改变了我的命运。但比那六百万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一个兄弟，也找回了作为一个手艺人的尊严和本心。

人这一辈子，到底什么才是抓在手里的实在东西呢？是金钱，是名利，还是那些在岁月里不曾改变的情义，和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对一门手艺的热爱与坚守？

我想，我已经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