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大坝：一场功过未决的世纪试验

有些事，甭管过去多少年，还能掀起一锅热水。三门峡大坝就是这样的家伙。你要是问黄河边长大的老人们，有人说这玩意儿比他们家祖祠还靠谱；可也有人，牙都气痒了，直呼“炸了痛快”。到底这大坝是功臣，还是把事情搞砸的罪魁？这事啊，没那么容易分出黑白。

你要是真想琢磨清楚，得从头捋起。黄河——咱们说了几代人的“母亲河”——可谁家妈妈这脾气也忒烈吧？有一年洪水刚过，好容易日头出来，结果地头全是泥，庄稼眼看打不了粮食。问老人：你见过黄河泛滥么？他嘬口干烟袋，说：“见过，家就埋河底了。”

回头看看老账，自打人有记忆这前，黄河决堤、改道那可不是新鲜事。流得心情好了，河道往东，流得烦了，直接拐个弯儿南下，弄得哪是地都提心吊胆。几千年，动不动几百里田地变泽国，家人流离，庄稼一夜泡汤。有时候，天灾还不气人，最怕的呀，是人祸。

1938年那会儿，战火烧到中原，国民政府咬着牙炸开花园口的堤坝，拦日本鬼子的路。说是战略，其实是一夜间把好几个省泡了个通透。河南、安徽、江苏，老少哭声连天。那是人算不如天算，拼了命想保一头，另一头泥水四溢，近900万百姓一夜间没了家。事儿过去几十年，仍没人说得清到底是决策果断还是心太狠。

新中国初成，人还剩多少气力？没地种粮，好不容易盼来安稳日子，解决黄河水患成了头等大事。说实话，那时候可真没啥底气。这地儿头回建这么大的工程，哪有经验？领导们一合计，还是得借人家的脑子用用，请了远道而来的苏联专家伯克夫出主意。前后讨论了不知多少回，有主张修，有死活反对。像刘光斗那样的业内老江湖，直言风险太大。但热火朝天的年代，是行动派的天下。

三门峡——名字挺吉利，实际上古来就是个急脾气地儿，河水打旋，泥沙翻滚，比赌徒下桌还刺激。挑这儿修坝，不只是为了堵水，更是想给下游人一个交代：以后别再淹了。1957年一声炮响，工程上马。那阵仗，真有点全国动员、众志成城的味道。坝身像堵巨墙，守着几代人的希望，大家盼着这次能盖条“保险带”。

第一年功夫没白费。大坝刚一蓄水，从河南到山东，农民们松了口气。往年秋天最怕那一场大水，今年居然稳当得不敢信，粮食收了个满仓。那阵子要是去乡下，能听见夜里家家喝酒说风水，说是“老天开眼了”。

可是好景不长。上游那片地儿突然就跟庄稼发霉似的，慢慢出了点怪事。谁都没想到，那水流平稳的背后，藏着跟黄河几千年脾气一样倔的泥沙。你说黄河别的没有，沙子真不缺，每年卷下河的泥巴，能堆个小山头。苏联专家毕竟没见惯这场面，设计大坝时少了排沙这一步。水拦住了，泥沙也卡死了。

结果只用两年，渭河一截河床被泥巴生生垫高四五米。“悬河”成了真事——水面高过人头，谁不心慌？更倒霉的是，地下水也被堵了路，几块原本水灵灵的地，变了咸碱和烂泥滩。陕西农民收成跟坐过山车一样，一年好仨月，剩下就是看天吃饭。家里老人抱怨：“这坝修得，等于上头哭，下头笑。”

陕西人最有话说，有的直接写信到北京：要不，把坝炸了算了。毕竟这一闷头，“倒灌”受罪的不是别人，就是他们自己。从1963年起，这片地经历了上百次水患，县官和老百姓血汗钱扔进去，换来全家田地咸得种不出庄稼。这账怎么算，谁也说不好听。

其实改过不少次。水利部门急得团团转，赶紧打洞开管，硬是给坝身做了“手术”，加了冲沙的通道。洞开了不少，可泥巴还是“赖在家”，走不了几成。再咋折腾，也没法让黄河改掉带泥沙的老毛病。

你要说三门峡俱功无过？那是下游人的话。到处旱涝平稳，能发电，能灌溉，有点老百姓说得喜庆：“我们可算熬出头了。”可要是让上游群众来评理，人家才不买账。这种矛盾，谁都心知肚明。最早就有专家提醒，别只顾一头，沙子不弄出去就是后患。但中央拍了板，气氛又那么激昂，谁还敢拍桌子提反调？

后来，也不是没汲取教训。2001年，干脆在下游再弄一座小浪底水库，两坝配合，总算让泥沙有地腾挪。可没人敢拍胸口说，黄河水患就此彻底解决。至于未来，是不是还要修大坝？是不是该全盘考虑生态、上下游各自的活路？这些话题，谁能拍着胸脯保证百分百？

站在桥头看黄河，水流还是那样，时而湍急，时而温柔。三门峡大坝像一道疤，也像一块勋章。它给下游带来安定，也许真的成为几十年安澜的奠基石。但对上游人来说，每年春化雨后田野上的白花碱，不知要流几代人的泪水。这事，到底该算给功劳簿，还是账本的另一头？没人能断个死案。

今天再回头看，其实那代人干这个事，也各有无奈。真想彻底解释，还是老话一句：事在人为，天也难测。人有热血，事有遗憾。三门峡大坝，这一道“试题”，也许该留给时间，慢慢让后来人体会、评说。毕竟，这条河，养过一代代的希望，也埋过无数人间的辛酸。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努力不再让悲剧重演罢了。